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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8章 倒着跳的冤魂（第1页）

一九六八年冬天，北京姑娘陈秀兰登上了开往河北沧州的火车。她那年刚满十八岁，梳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半新的蓝棉袄，怀里揣着母亲塞给她的二十块钱和一块肥皂。临上车的时候，她妈拉着她的手说“到了那边儿，别逞强，别跟人吵架，实在不行就想办法给家里写信。”陈秀兰笑着应了，心里头其实压根儿没当回事。她从小在北京城里长大，胡同里跑大的，什么没见过？去农村就去农村呗，她觉得自己什么苦都能吃。

火车晃荡了好几个钟头，窗外的景色从楼房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土坯房，最后连房子都快看不见了，只有白茫茫的盐碱地和光秃秃的树。陈秀兰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了起来。到了沧州市区下了火车，她站在站台上，看着那低矮的站房和坑坑洼洼的土路，心里头已经凉了半截。等再坐上拖拉机，一路颠簸着往村子里走，她的肠子都快被颠出来了。同行的几个女知青，有的已经开始抹眼泪。陈秀兰没哭，她咬着嘴唇，把眼泪憋了回去。

到了村里，天已经快黑了。村支书是个黑脸膛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黑棉袄，操着浓重的沧州口音，把她们几个女知青领到了一处院子前面。陈秀兰抬头一看——这院子跟村里别的房子不一样，别家的房子都是土坯的，矮趴趴的，这家居然是砖房，灰砖灰瓦，在周围一片黄泥墙中间显得格外扎眼。院子不大，四四方方的，四面各有一间房，围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小院。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没有杂草，没有杂物，连一片落叶都看不见。陈秀兰推开房门，里面有一张木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最让她意外的是，这院子居然有厕所——农村旱厕，但好歹不用跑到野地里去。

“哎哟，这房子不错啊。”陈秀兰回头跟同屋的孙小梅说。孙小梅也笑了，说“看来咱们运气好，村委会还挺重视咱们的。”几个女知青叽叽喳喳地铺床、放行李，晚上点着油灯聊天，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谁也没注意到，这院子的四面墙上，没有任何窗户——每间房的窗户都朝着院子开，外面没有窗。也就是说，从院子外面看，这四面全是墙，像一个封闭的盒子。

第三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晚上几个女知青聊到十点多才睡。陈秀兰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被一阵尿意憋醒了。她推了推旁边的孙小梅“小梅，小梅，陪我去趟厕所。”孙小梅嘟囔了一句，不情愿地爬起来，披上棉袄。陈秀兰摸到门边，拉开门栓，把门往外一推——

她的脚还没迈出门槛，整个人就僵住了。

院子正中间站着一个人。

月光底下，那人穿着一身黑乎乎的大棉袄，棉袄上全是补丁，东一块西一块的，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头乱得像一团枯草，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正中央，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抓着什么东西。陈秀兰看不清他的脸，但她能感觉到——那人在看她们。

陈秀兰猛地往后一退，一把将门摔上，“咣当”一声，插销都差点没插上。孙小梅还没反应过来，问“怎么了？”陈秀兰指着门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孙小梅趴在窗户玻璃上往外一看，也吓傻了。那男人还是站在院子中间，低着头，一动不动，像一棵被钉在地上的枯树。两个人挤在窗户后面，大气都不敢出，盯着那人看了好几分钟。那人就是不动，连姿势都没换过。

“他……他是不是村里要饭的？”孙小梅小声问。

陈秀兰摇了摇头。她也不知道。月光底下，那人的棉袄上有一块块深色的渍迹，看不清是泥还是血。他的鞋是黑布鞋，鞋面破了洞，露出脚趾头，脚趾甲灰黑灰黑的，像是很久没有修剪过。他就那么站着，低着头，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等什么。

又过了好一会儿，那人终于动了。他没有朝她们这边走，而是慢吞吞地朝院子对面的墙根底下走去，脚步拖沓，像是鞋底蹭着地面，出沙沙的声响。走到墙根底下，他的身影被墙挡住了，再也看不见了。陈秀兰和孙小梅在屋里等了十几分钟，才敢把门推开一条缝往外看——院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两个人壮着胆子，抄起门后的烧火棍，一路小跑着去了厕所，又一路小跑着回来，把门反锁了两道。那一夜，谁都没睡踏实。陈秀兰躺在床上，耳朵竖着，听着院子里的动静。风刮过墙头，呜呜的，像是有人在哭。

陈秀兰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也许是村里的流浪汉走错了院子。可没过几天，那人又来了。

那天晚上才九点多，大家还没睡，隔壁房间忽然传来一声尖叫。陈秀兰心里一紧，拉开门就想出去看——门一开，她看见了。那个穿着破棉袄的男人又站在了院子正中间，还是低着头，还是一动不动。这次月光比上次亮，她看得更清楚了——那人棉袄的领口和袖口上，有黑红色的印子，像是干了的血。他的头不是脏，是一缕一缕地粘在一起，像是被什么东西浸过。他的脸藏在头后面，只露出一截下巴，白得灰，像纸钱的颜色。

陈秀兰把门关上，回头喊同屋的几个人“快来！他又来了！”几个女知青围到窗户边上，挤着往外看。这次那人没有一直站着不动，他开始走了。不是正常地走——他是倒着走。他的脸朝着她们的方向，身体却朝后退，一步一步的，不急不慢。他的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尖慢慢落下，像是在丈量什么。他退了几步，忽然停了下来，然后开始跳。还是倒着的，脚跟先着地，脚尖翘起来，整个人往后弹跳，像一只被人从背后提线的木偶。他的胳膊也跟着甩动，不是人的胳膊甩动的幅度，太大了，大得像是脱了臼，在月光底下晃来晃去，左一下，右一下，像是在驱赶什么东西。他的头还是低着的，头在脸前来回摆，露出半张脸——那张脸没有血色，嘴唇紫，嘴角往下撇着，像是在生气，又像是在哭。

“我的妈呀……”同屋的小李捂住了嘴，声音都变了。有人已经开始哭了，咬着被角，不敢出声。孙小梅蹲在墙角，把脸埋进膝盖里，浑身抖。陈秀兰没有动，她就站在窗户前面，死死盯着那个倒着跳的人。她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跑，赶紧跑。可她的腿不听使唤，像被钉在了地上。

那人就这样在院子里倒着跳了足足有二十多分钟。他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急，脚步砸在青砖地面上，出“咚咚咚”的闷响，像有人在敲门，又像心跳。最后他忽然停了，毫无征兆地停了，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他站在那里，低着头，喘着气——陈秀兰看见他的胸口在起伏，可他喘气的声音不是人的呼吸声，是像风箱漏气的声音，嘶嘶的，带着一种铁锈的腥味。然后他慢慢转过身，朝着墙根走去，几步就消失在了黑暗里。陈秀兰注意到，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的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他是低着头走掉的，好像他根本不需要看路。

第二天天一亮，陈秀兰带着所有女知青冲到了村委会。她站在村支书面前，气得脸通红“支书，你们村怎么回事？头三天前有个男的大半夜跑到我们院子里站着，昨天晚上又来了，还在院子里倒着跳！那是谁？是村里的二流子还是什么人？您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村支书的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两圈，脸上堆着笑，嘴里磕磕绊绊地说“不会吧，你们是不是看错了？夜黑风高的，兴许是树影子……”陈秀兰急了“我们八个人，八双眼睛，都看错了？您去我们院子里看看，有树吗？连根草都没有！那院子四面都是墙，连个门都是朝里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除非有钥匙！”村支书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整话，一会儿说可能是外村路过的，一会儿说等调查调查，就是不给个准信。

陈秀兰她们又去找了同来的男知青。男知青们一听就火了，几个脾气大的直接冲到村委会跟村支书吵了起来。双方越吵越凶，眼看就要动手了。就在这时，门外进来一个老头儿。老头儿七十来岁，佝偻着背，手里端着一杆长烟袋，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他进来以后，谁也不看，先蹲在门槛上，把烟袋锅子里的灰磕了磕，灰磕在地上，腾起一小团白雾。然后他慢悠悠地站起来，拿烟袋杆子指着村支书的鼻子，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你们干的这叫人事儿吗？净听那个瞎了眼的算命的胡说八道。那间房子怎么回事，你们心里没数？全村谁不知道？你们把人家城里来的小姑娘往那里面塞，要真吓出个好歹来，我看你们怎么担待！”

村支书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了两下，一个字都没说出来。老头儿又转过身，对着陈秀兰她们说了一句“姑娘们，别怕。今天就让你们搬出来。”他说完这话，瞪了村支书一眼，转身走了。

当天下午，村委会就派人帮她们搬了家。新房子是土坯的，又矮又潮，墙上掉灰，地上跑老鼠，可陈秀兰她们高高兴兴地住了进去，因为那间砖房她们这辈子都不想再靠近一步。搬家的时候，陈秀兰最后一个离开。她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四四方方的院子。白天看，那院子安安静静的，砖墙灰瓦，阳光照在院子里，亮堂堂的。可她总觉得院子正中间那块青砖地上，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像是有人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把砖都踩凹下去了。她没敢细看，转过身，走了。

这件事陈秀兰在心里搁了两年。两年以后，她跟村里一个老太太熟了，有一天晚上在老太太家里纳鞋底，忍不住问了一句“大娘，我们刚来的时候住的那间砖房，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太太放下手里的针线，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门口，站起来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

“那房子啊，是村里一个商户盖的。那人在外面做买卖，赚了钱，回来盖了那几间砖房，还没住热乎呢，运动就来了。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富户，全家三代贫农，就他一个靶子。批斗了多少回，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后来把他关在他自己盖的那间房子里，不让出来。开始还记着送饭，后来事情多，谁都想不起来。等有人想起来的时候，人早饿死了。死的时候，穿的还是那件破棉袄。”老太太停下来，抽了一口烟袋，又慢慢吐出来，烟雾在油灯底下飘散。

“从那以后，那房子就不干净了。大队在那里面办过公，夜里有人看见一个穿破棉袄的男人在院子里倒着走。分给谁住谁都不敢住。后来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请了个算命的来。算命的胡说八道，说那男人活着的时候没娶过媳妇，怨气大，得找女的在那房子里住满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化解。大队那几个人一听，正好你们这帮女知青来了，就……”老太太没再说下去。

陈秀兰手里的针扎进了手指头，一滴血珠冒出来，她没觉得疼。她想起那个月光底下的男人，低着头，倒着走，倒着跳，破棉袄在风里一晃一晃的。她想起他消失在墙根底下的样子，想起他头也不抬地走进黑暗里。她想起他胸口起伏时的嘶嘶声，想起那铁锈一样的腥味。她想起院子里那两个深深的脚印。老太太又抽了一口烟，说了一句“那算命的说的什么七七四十九天，都是放屁。那房子，你住四年都没用。他等的不是媳妇，他等的是有人还记得他。饿死的人，怨气都在肚子上。他倒着跳，是因为他死的时候，头朝西，脚朝东，脸朝着门。他在等人送饭。”

那天晚上，陈秀兰回到自己的土坯房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后来在沧州待了四年多，再也没有往村西头去过一次。每次路过那条去砖房的路口，她都绕着走。她怕自己一抬头，又看见那个穿着破棉袄的男人，站在月光底下，低着头，倒着跳。更怕自己停下来，听见他嘶嘶的喘气声，闻见那股铁锈一样的腥味。她更怕自己忍不住回头，看见那间砖房的院门，还开着一道缝，像是在等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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