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栋黑楼,张远这辈子都不想再提了。
他是北京孩子,打小儿在国贸一带长大,三十出头,没别的爱好,就痴迷台球。从初中开始,他就成天泡在台球厅里,后来工作了,手头宽裕了,对台球厅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灯光不好不打,台泥不好不打,环境太吵也不打。在北京话里,这叫“事儿妈”。他有自己固定的据点,离家不远,老板熟,球友也都熟。
可那家台球厅忽然要装修了。老板群消息说,得一个多月。张远这下抓了瞎,和几个球友四处找新地方。朋友推荐了几家,他去看了一圈,都不满意。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开着车,在家门口附近转悠,想碰碰运气。
北京的深秋,天黑得早,七点多钟路灯就亮了。张远沿着通惠河北路慢慢开,眼睛扫着路两边。这条路他走了不下几百遍,哪儿有树、哪儿有井盖,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开到一段他再熟悉不过的路段时,他忽然踩了刹车。
路边多了一栋楼。
二十多层高,通体黑色,玻璃幕墙反着路灯的光,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无声无息地戳在那里。张远盯着那栋楼看了好几秒钟,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这儿以前是空地,是一块围挡围了好多年的空地。什么时候盖了楼?他每天上下班都从这儿过,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摇下车窗,探出头去看了看楼下的底商。一家台球厅,门脸不大,但装修看着就高级,门头上镶着暖黄色的灯带,亮着一行英文字母。张远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车停进了路边的停车位。他拔钥匙的时候,看见旁边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奥迪,车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像是停了好几天没动过。
台球厅的门是厚重的玻璃门,擦得锃亮,推开的瞬间,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扑面而来。张远走进去,眼前豁然开朗——里面大得离谱,足有上千平米,摆了五六十张球桌,案子间距宽敞得能并排走三个人。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一点声音。台尼平整得像绸缎,在柔和的暖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空气里有新装修的木头味和淡淡的消毒水味,混合在一起,说不上来是好闻还是不好闻。张远顺手拿起球架上的一根公杆,在手里掂了掂,又用指尖摸了摸杆身——枫木的,打磨得滑不留手,杆头是全新的皮头,还没开过封。他暗暗吃了一惊,这根公杆的质量比他花两千多块钱买的私人杆还顺手。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现这间台球厅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一种过分的讲究。墙角摆着绿植,是真绿植,不是塑料的。吧台后面的酒柜里摆满了洋酒,酒瓶擦得能照见人影。连记分牌都是实木的,上面的数字用磁铁吸附,精致得像工艺品。可张远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么大一间台球厅,居然没有时钟。四面墙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显示时间的东西。
他走到前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冲他笑了笑。那女孩长得不惊艳,但笑容很奇怪,嘴角往上翘的弧度不大不小,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像是经过精确计算后摆出来的。她穿着深色的马甲,领口系着酒红色的蝴蝶结,跟其他服务生一样。张远开口问“您好,这怎么收费的?”女孩微微歪了一下头,声音轻柔得像在哄小孩“先生,我们今天是新张试营业,全部免费。您随便玩,欢迎以后常来。”张远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句“免费?那办卡呢?年卡月卡怎么算?”女孩还是那个笑容,还是那个语气“先玩吧,一会儿再说。”
张远心里美滋滋的,选了一张正中间的台子,从球架上挑了一根公杆,开始一个人练球。他打得很投入,一杆一杆地练走位,擦了两次枪粉,喝了半瓶矿泉水。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他停下来擦汗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间上千平米的台球厅,五六十张球桌,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客人。那些穿着马甲的服务生,有的站在角落里,有的靠在吧台边,有的在整理球架,谁都不说话,安静得像一群摆在那里的假人。张远抬头看了一眼吧台,那个马尾辫女孩正盯着他看。他的目光一过去,她就低下了头,假装在翻什么东西。
张远心里闪过一丝异样,但很快被免费打球的兴奋冲没了。他掏出手机,给球友老赵了条语音“哥们儿,我现一神地儿,就在国贸这边,通惠河路那个新开的黑楼,一楼台球厅,环境绝了,小姑娘还特好看,快来!”消息出去,老赵秒回“黑楼?哪儿呢?我在附近转了好几圈了,没看见什么黑楼。”张远打字回复“就那片空地那儿啊,你过来就看见了。”老赵回了一个“ok”的手势。
张远继续打球,越打越顺手。他正打出一杆漂亮的低杆拉回,听见手机响了,是老赵的电话。他接起来,老赵在那边喊“我到了!你人在哪呢?我就站在你的定位这儿,什么都没有啊,一大片空地,围挡都还在。”张远说“你等着,我出来接你。”他放下球杆,把外套和球杆包搁在球桌旁边的椅子上,朝最近的一个服务生说了一句“帮我看一下东西,我去接个朋友。”那个服务生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和前台的女孩一模一样,嘴角往上翘,眼睛不动。张远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服务生还站在原地,保持着点头的姿势,像个被人按了暂停键的机器人。
台球厅在大楼的一层半,出门要上一段十几级的台阶。台阶是水泥的,没有铺地毯,脚步声在上面显得很响,嗒嗒嗒的,一下一下砸在他的耳膜上。张远推开那扇厚重的玻璃门,冷风迎面扑来,他打了个哆嗦。他迈出门槛,走了两步,抬头看了一眼——然后他整个人钉在了原地。
眼前不是他来时的那条街。
马路不见了。路灯不见了。他的车不见了。对面那排底商不见了。连路边的垃圾桶都不见了。他站在一片他从没见过的地面上——青石板铺的路,坑坑洼洼的,缝隙里长着墨绿色的青苔,踩上去有点滑。两边是低矮的砖房,灰瓦灰墙,有的门口挑着布幌子,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李氏布鞋”、“张记纸伞”。远处有一家面馆,热气从锅里升起来,白白的一团,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散开。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气味,像是潮湿的木头混着陈年的油烟,又像是老房子里那种挥之不去的霉味。街道不宽,大约三四米,一个人走还行,两个人并排就嫌挤。
张远的第一反应是回头。他猛地转过身,那扇玻璃门还在,门头上的灯带还亮着,可那扇门像是嵌在了一面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墙上——门框周围的墙不是玻璃幕墙,是老旧的青砖,砖缝里填着白灰,有的地方已经剥落了。整栋黑楼消失了,只剩下一面孤零零的砖墙,墙上开着一扇门,门里面是台球厅,门外面是这条他从来没见过的老街。
张远的后脊背一阵凉。他掏出手机,信号满格。他拨了老赵的号码,通了。老赵接起来就说“你到底在哪?我到了你的定位,毛都没有,你是不是逗我玩呢?”张远的声音开始抖“老赵,你听我说,我出来接你,然后……我现在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车也丢了,周围全是民国时候的楼,路上的人穿得跟拍电影似的,我他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老赵那边安静了两秒,然后笑了“你丫是不是喝多了?别扯了,快出来,我在路边等你,穿个蓝羽绒服。”张远还想解释,电话里忽然“滋啦滋啦”响了几声,像是收音机串台,夹杂着一些断断续续的人声,听不清在说什么。然后断了。张远再拨,打不通了。信号显示满格,可电话就是拨不出去,嘟了一声就自动挂断。他试了三次,又试着给老赵微信,消息出去,前面有个圆圈一直在转,转了十几秒,出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他又试着拨11o,嘟了七八声,然后变成忙音。
张远攥着手机,站在那条老街上,觉得自己的腿在软。他抬头看了看周围,街上有人,不多,稀稀拉拉的。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从他对面走来,低着头,步子很快,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张远试探着说了一声“您好”,那人像没听见一样走过去了。一个穿碎花棉袄的老太太蹲在路边择菜,张远走过去蹲下来问“阿姨,请问这是哪条街?”老太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浑浊,像是在看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然后又低下头择菜了,嘴里嘟囔了一句,声音含混不清,像是方言,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张远站起来,手心全是汗。他沿着街往前走,大约走了七八十米,看见街角蹲着一个老头儿。老头儿六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白的蓝色对襟褂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鞋,鞋帮上沾着泥。他面前摆着一个糖人摊子——一个小煤炉,一口熬糖的小铜锅,一块白色的石板,旁边插着几根已经画好的糖人,有蝴蝶、有小鸟、有一条龙。老头儿正在画一个新糖人,勺子从铜锅里舀起一勺糖稀,手腕轻轻一斜,糖稀流下来,在石板上勾出一条细细的线。他画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庄重的事。张远觉得这个老头儿比街上那些人正常一些,起码他脸上有表情——嘴唇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着,像是一个活人该有的样子。
张远走过去,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这是哪儿啊?我住在这附近,可这条街我从没见过。”老头儿没抬头,手里的勺子还在石板上画着,勾出一只蝴蝶的翅膀。张远等了几秒,又问了一遍“大爷?”老头儿把蝴蝶的最后一笔勾完,才慢慢抬起头来。他看了张远一眼,那眼神很古怪——不是惊讶,不是好奇,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审视,像是一个守门人看见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老头儿的目光从张远的脸移到他的羽绒服上,又移到他的运动鞋上,停了片刻,然后又回到他的脸上。他开口了,声音又低又哑,像是从很深的井里传上来的,带着一种老旧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腔调“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张远说“我不知道啊大爷,我进了个台球厅,出来就这样了。”
老头儿沉默了。他把勺子搁在铜锅边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拇指互相搓了搓。他又看了张远一眼,这次看得更久,从脸看到脚,从脚看到脸,像是要把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刻进眼睛里。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张远浑身凉的话“孩子,这条街,你不该来。”
张远的心猛地缩了一下。他问“那……那我怎么回去?”
老头儿没有回答。他从铜锅边拿起勺子,在锅沿上轻轻磕了磕,把勺底多余的糖稀磕掉。然后他说“你从哪儿来的,赶紧回哪儿去。”
张远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台球厅出来的,可我一回头……”
“回去。”老头儿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硬,像一扇门在张远面前关上了。然后他低下头,继续画糖人,不再看张远一眼。张远又叫了两声“大爷”,老头儿纹丝不动,勺子在石板上走出一条细细的弧线,画出一朵花的轮廓。张远站起来,退了两步,又站住了。他想再问点什么,可他忽然注意到一件事——老头儿面前的糖人摊子上,那根插着糖人的竹棍,一根一根的,插在一个木桩上。可那些糖人,蝴蝶、小鸟、那条龙,它们的脸——如果糖人有脸的话——都是模糊的。不是没画好,是像被什么东西融化了,五官变成了一团混沌的颜色。张远盯着那条龙看了两秒钟,龙的眼眶里是空的。
他不敢再看了,转过身,快步往回走。走出十几步,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风吹过竹筒的声音,“呜——”,很轻,很细,像叹息。他猛地回过头——街角空空荡荡,糖人摊子不见了,老头儿不见了。只有一块青石板,上面什么也没有。
张远的腿彻底软了。他几乎是踉跄着跑回了那扇玻璃门前,一把推开门——里面不是台球厅。是地下车库的楼梯间,灰扑扑的水泥墙,头顶是裸露的管道和电线,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一明一灭地闪,出“滋滋”的电流声。空气里一股霉味和尿骚味,混在一起,呛得他干呕了一下。张远站在楼梯间里,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冷汗。他看见楼梯拐角处有一扇半开的防火门,门背后是停车场的灯光,惨白色的,照在水泥柱子上。他走过去,推开门,沿着车道往外走。走了大约二十米,他看见一根柱子的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旁边立着一根球杆,杆筒的拉链没有拉上,露出里面半截杆身。那是他的包,他的杆。
他蹲下来,摸了摸包,是湿的,像是被露水打过。他拿起球杆,杆身上有一层细细的水珠。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蹲了多久,可能是几秒,也可能是几分钟。他站起来,走出地下车库的出口,外面是正常的街道——路灯亮着,车来车往,远处是国贸的高楼,中国尊的尖顶上闪着红灯。他的车就停在路边,停在黄线外面,歪歪扭扭的,车头朝里,车尾朝外,像是有人开进去以后又倒出来了一段。他走过去,拉了一下车门,没锁。他坐进去,坐在驾驶座上,没有立刻打火。他把球杆放在副驾驶座上,把背包扔到后座,然后双手握住方向盘,额头抵在手背上,闭了好一会儿眼。方向盘是凉的,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着晚上九点四十七分。他进那家台球厅的时候,还不到八点。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可他感觉自己在里面只待了不到半个钟头。
他掏出手机,信号正常,满格。微信里老赵了十几条消息,最后一条是“我走了,你有病。”未接电话有七个,都是老赵打的。他拨了老赵的号码,那边接起来,老赵没好气地说“你丫刚才玩我呢?我在风里站了半小时,你人呢?”张远张了张嘴,想说刚才生的事,可话到嘴边,他忽然不知道该从哪说起。台球厅?黑楼?民国老街?画糖人的老头?这些话连他自己听起来都像编的。他说“没事,我找错地儿了。改天吧。”老赵骂了一句,挂了电话。
张远把手机搁在副驾驶座上,动了车。引擎响起来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车后面的路空荡荡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很正常。他又看了一眼那栋黑楼的方向。没有黑楼。只有一片空地,围挡还在,围挡上的广告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哗啦哗啦地响。路灯照在围挡上,照出一片灰白色的光。什么都没有。
后来张远把这件事跟很多人说过。球友不信,同事不信,连他爸妈都觉得他是在编故事。他爸说“你是不是打台球打魔怔了?”他妈说“少看点科幻片。”只有他女朋友信了他。女朋友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他后脊背凉的话“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画糖人的老头,他不是不想回答你,是他不能回答你。你要是知道了那条街叫什么名字,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张远找到我的时候,在电话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到最后,他的声音还在抖。他说“凯哥,我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那栋黑楼,那个台球厅,那条老街,那个画糖人的老头——我到现在闭上眼都能看见他们。那个老头看我最后一眼的时候,他的眼神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不是害怕,不是好奇,是……是心疼。他看我,像是在看一个走丢了的孩子。”
我问他,后来你还去过那条街吗?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去过。第二天白天我就去了。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停车场。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里面,黄线里面。等我出来的时候,我的车停在外面,停在黄线外面,歪歪扭扭的。”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补了一句,“可我没把车钥匙给过任何人。还有那根球杆,我回家以后擦了好几遍,杆身上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不是霉味,不是汗味,是糖稀的味道。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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