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纪纯贞早早起身,去登记处讨来几页信纸、半截铅笔,便坐进阅读室翻报纸。
从《申报》到《新闻报》,再到《大晚报》,无论版面夹缝里的小字招工,还是边角不起眼的招聘启事,她统统细看一遍,将地址、要求一一记下,工工整整地写好履历,再到宿舍走廊的镜子前面查看仪表,这才从女青年会出发,按着街巷顺序,挨个登门求职。
此后几日,她去过西区的小学与保育园,试讲国文、算数,表演唱儿歌、弹风琴。
也去过外滩的洋行,掐着表考试接电话与打字。
还去过南京路上的百货公司,跟其他应聘的年轻女子一起站成队列,由着领班挨个儿上下打量,好把长相不行,个子不够,举止拘谨不大方的剔除掉。
每次险险过关,最终还是倒在核验身份的那一步。
此类体面职业无一例外要求出示文凭,以及本地士绅或者正规商号的担保,而纪纯贞什么都没有。
她见过小学校长和保育园嬷嬷惋惜地摆手:“规矩在前,实在无能为力,姑娘请回吧。”
也听过洋行管事冷冷回绝:“万一出了差错,无人担责,小姐还是另寻高就。”
还领教了百货公司领班的嗤笑:“售货小姐日日经手银钱,你什么证明都没有,来寻开心啊?”
如此几天下来,手头的钱已经花的差不多。就算她再不舍,也只得找一家银楼,把母亲那对耳环作价卖掉。验过成色,扣除火耗,换来两块银元,外加六角铜钱,够她再坚持两个礼拜的时间。
攥着这些钱,纪纯贞决定改弦更张,去看看女工的机会。
也就是这几天,她跟那位宿舍干事朱小姐渐渐熟悉起来。
朱小姐看着她每日早出晚归,四处碰壁,一条一条记下招工信息,再一条一条地划掉,又听她说要去做女工,像是替她不值,说:“你当真的吗?那种地方,吃的,住的,还有做的活儿,你一个女学生,肯定不行。”
纪纯贞还是决定去试一试,硬充胆大,玩笑答道:“不管了,先做一阵吧,挨过结婚的日子,家里当我彻底没有用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学校补办文凭,再想法子寻好一些的工作。”
朱小姐笑出来,但好像还是不大赞成,提醒:“那些工厂大多在市西或者市北,离此地很远,招工也不会在报上登启示。你贸贸然跑过去,纯属碰运气,未必有收获,还得搭上一笔路费。”
纪纯贞也为此伤脑筋,已经开始盘算怎么坐车最省钱。
朱小姐忽然道:“你说过,你是务本师范一科毕业。”
纪纯贞点点头,不知对方为什么又提起她的学历。
朱小姐又问:“听说你们师范科的学生最后一年要去小学校代课做小先生?”
“是,我去过,”纪纯贞答,“带初小的学生读生字,唱儿歌,做早操。”
本以为只是闲话,不想朱小姐接着道:“女青年会在市西小沙渡和市北杨树浦的工厂区都有义塾,教女工识字。有位先生明天临时有事,没办法去杨树浦上课。你愿不愿意代一节识字班的课?连带批改作业,可以领两角钱车马津贴。”
纪纯贞听着,兴奋得汗毛直竖,已经在点头。
朱小姐却又道:“不过,义塾在杨树浦沈家滩,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纪纯贞怔了怔,还是点头。
杨树浦是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地带,沈家滩是上海出了名的“滚地龙”,体面市民听见名字就得掩鼻避走。
工部局的洋人在那里越界筑路,盖房,建厂,华界官方心照不宣地不予干涉。于是,那一带的工厂越来越多,造船,造机器,纺纱,缫丝,还有水厂电厂煤气厂,供应租界里一切日常用度。
失地农民从各地过来,在那些厂里做工。他们薪资微薄,租不起房子住,就在废弃的荒地上搭起简易棚屋,聚居在一起,被称为“滚地龙”。
药水弄、谭子湾、沈家滩,全都是“滚地龙”。
小时候,盛妈妈就对她说过,那种地方很脏,往里头走一遭身上就会生虱子。还有帮派的白相人来来往往,像她这样的小闺女,走进去再出来,就不清白了。
可她问盛妈妈去过没有?盛妈妈摇头好似风车,说没有没有,我去那种地方做什么?
自此,她便有了一个印象,“滚地龙”是个可怕的地方。可转念又想,无论是她自己还是盛妈妈,其实都不曾亲眼见过,到底在怕什么呢?
她这厢给自己鼓劲,朱小姐却继续加码:“路上很远,且是夜课,你得一个人赶末班电车回来。”
纪纯贞心里瑟索,但这可是她生平头一遭有机会挣到钱,而且还能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她可以用这津贴乘车过去,看看那里有没有工厂在招女工,甚至还在想,是否有一丁点的可能,她这个小先生做得极其出色,被转成了正式的。
她再一次点头,说:“我可以的。”
朱小姐看着她笑起来,并没多的话,即刻写下义塾的地址,连同识字班所用的教材,还有那两角钱车马津贴,一并交到她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