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天色越来越亮。
公路两旁开始出现村庄,早起的人们站在路边,惊讶地看着这支从西边开来的车队。
有人认出了车上的红旗,开始挥手;有人犹豫着,不知道该欢呼还是该躲开。
“停车。”
康斯坦丁突然说。
司机踩下刹车。
康斯坦丁跳下车,走到路边一个犹豫不决的中年农民面前。
“大叔,我们是罗马尼亚工农红军。”
“从匈牙利那边打回来的,要去布加勒斯特推翻那个让您交税交到破产的政府。”
中年农民愣愣地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
康斯坦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传单,塞进他手里:
“拿着,如果村里有年轻人想加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在普洛耶什蒂。”
“带着枪来,带着干粮来,如果没有枪,带着人来也行。”
他跳上车,车队继续前进。
后视镜里,那个中年农民还站在原地,低头看着手里的传单。
……
清晨六时,车队在一个岔路口临时停靠休整。
士兵们跳下车,活动筋骨,检查装备。
几个随军的炊事员开始架锅烧水,准备简单的早餐。
康斯坦丁和斯特凡内斯库站在路边,看着这支从蒂萨河对岸开过来的队伍。
三千五百人。
其中两千五百是原第11步兵团的士兵,一千是后来陆续从其他部队投奔过来的起义者。
他们有的穿着罗马尼亚军服,有的穿着匈牙利红军的冬装,有的穿着从家里带来的便服。
但每个人左臂上都缠着一条红布——那是革命军的标志。
“还记得我带队哗变的那个早晨吗?”
斯特凡内斯库忽然问。
康斯坦丁点点头。
他当然记得。
1919年11月28日,喀尔巴阡山卡林卡山口。
三千名罗马尼亚士兵在晨雾中集合。
斯特凡内斯库站在一个弹药箱上,脸上那道伤疤在晨光中格外显眼。
他没有表长篇大论,只是简单地问:
“士兵们,我们为谁而战?”
沉默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然后,一个十九岁的士兵举起步枪,喊出了第一声:“为了我们自己!”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是三千个声音汇聚成的咆哮。
那天下午,他们越过战线,向匈牙利红军投诚——不,不是投降,是“投奔”。
匈牙利人没有把他们当俘虏,而是当同志。
国际工人志愿队的政委们给他们上课,讲德国的革命,讲俄国的经验,讲为什么工人和士兵应该站在一起。
后来,他们和匈牙利红军签署了联合宣言,宣布成立“罗马尼亚革命军事委员会”。
几天前,他们做出了决定:向罗马尼亚境内进军。
“那时候我们只有两千五百人,”斯特凡内斯库看着眼前这支队伍,“现在多了一千。”
“还会更多的。”
康斯坦丁说,“每往前走一公里,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路边,一个炊事员端来两碗热汤。
康斯坦丁接过一碗,喝了一口——寡淡无味,但至少是热的。
“佩特雷斯库同志,”斯特凡内斯库突然开口,语气变得严肃,“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事?
“你潜伏在军队里这一年,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康斯坦丁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