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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矿脉详图第215天（第1页）

图书馆的霉味在雨季变得格外浓郁，像是整座建筑的肺叶在缓慢腐烂。潮湿让书页边缘卷曲，让纸张摸上去有种不健康的柔软，指尖按压后会留下浅浅的水痕。高窗外的天空是铅灰色的，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蜿蜒流下，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苏凌云站在“地方志与档案”那排书架前，手指划过那些几乎无人问津的旧册子。这是她和周梅约定的第二次见面地点——不是厕所，不是洗衣房，而是这个看似开放、实则因无人问津而格外隐蔽的角落。韩老师今天又不在，代替他的还是那个打瞌睡的年轻女犯，鼾声轻微而规律。

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三点。现在是两点五十七分。

苏凌云抽出一本《黑岩县志（1958-1978）》，翻开。书页泛黄脆，里面记载着这个地区几十年前的农业产量、人口普查数据、政治运动记录。在“矿产资源”章节，只有寥寥几行：“本地区煤炭资源较为丰富，1956年起建立黑岩煤矿……1975年因资源枯竭逐步关停。”没有提到其他矿种，更没有父亲当年勘探的那些稀有矿产。

她正要合上书，身后传来极轻的脚步声。

周梅来了。

她今天看起来比上次更憔悴，眼下的阴影浓得像墨，嘴唇干裂起皮。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像打磨过的刀锋。她停在相邻的书架前，背对着苏凌云，手指在一排《马列选集》上划过。

“安全吗？”苏凌云低声问，眼睛盯着手里的县志。

“韩老师被临时调去档案室帮忙，一周。”周梅同样低声回答，“现在这个管理员每天下午都会睡死过去，不到四点不会醒。我们有大约四十五分钟。”

“你上次说，要去后山。”苏凌云翻过一页，“植树的名额，我打听过了。下个月初，东区清空工程启动前，狱方会组织一批‘表现良好’的囚犯去后山种树，说是‘绿化改造，重塑新生’的示范活动。名额只有十个，竞争会很激烈。”

“你必须拿到一个。”周梅的声音很坚定，“后山指定埋葬区，就在植树区往北三百米的山坳里。虽然围了铁丝网，挂着‘禁区’的牌子，但植树那天，狱警的注意力会分散，是个机会。”

“你怎么知道埋葬区的位置？”

“我在这里五年，不是白待的。”周梅顿了顿，“而且……你父亲下葬那天，有人看见了。”

苏凌云的手指停在书页上，指尖微微白。

“有人看见了？”她声音紧。

“1986年4月2o日，下午三点。”周梅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那天下着小雨，很冷。两个狱警抬着一个裹着草席的遗体，从病监后门出来，往后山走。当时有人跟在他们后面很远的地方——那天那名囚犯正好在洗衣房后面的空地晾床单，看到了整个过程。他们挖了个浅坑，把遗体放进去，填上土，没有立碑，只是插了块木牌，上面写着编号oo21。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

她转过身，面对着苏凌云，眼神复杂：“那名囚犯说当时不知道那是谁。直到三年前，我开始调查监狱的旧档案，把编号和名字对上，才知道那是苏秉哲。你的父亲。”

苏凌云感到喉咙干。她强迫自己继续翻书，纸张的沙沙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你说我父亲死前，把东西交给了你。”她压低声音，“怎么回事？你和他怎么认识的？”

周梅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整理记忆。然后她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苏凌云心上。

“1984年，我还是《南城日报》的记者，跑工矿口。那年春天，省地质局第三勘探队提交了一份关于黑岩地区稀有矿产的勘探报告，内部代号‘曙光计划’。报告被列为机密，但有小道消息说，勘探结果‘极其惊人’，可能改变整个地区的经济格局。我嗅到了新闻的味道，想方设法接触勘探队的人。”

她的目光变得悠远，像是在看另一个时空。

“我找到了苏秉哲。他是勘探队的副队长，也是实际上的技术负责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地质局的资料室。他二十岁上下，戴着眼镜，说话很温和，但一谈到专业问题，眼睛就亮得像烧着的煤。我问他黑岩到底有什么矿，他只是摇头，说‘涉及国家机密，不能透露’。但当我问起勘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矿工的生活状况时，他打开了话匣子。”

周梅的嘴角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容里带着怀念和苦涩。

“他说了很多。说黑岩地下不仅有煤矿，还有稀土、铌钽、甚至可能有放射性矿产。说这些矿的分布很特殊，埋藏浅，但开采风险大，需要科学规划。说当地的老矿工生活困苦，如果真能科学开采，应该惠及他们。他还悄悄给我看了一些照片——不是矿脉图，是勘探队员和矿工在坑道里的合影，那些人脸上满是煤灰，但笑容真实。”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写了几篇关于矿工生活的报道，他提供了不少背景资料。我们成了朋友——那种很淡的、基于共同理想的朋友。我知道他有妻子，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他很爱她们。”

女儿。苏凌云的心脏抽紧了。1984年，她还没出生。周梅口中的“刚出生的女儿”，是谁？妻子是妈妈吗？

“1985年夏天，他突然失踪了。”周梅的语气沉重起来，“我到处打听，有人说他‘犯了错误’，被调走了；有人说他‘携资料潜逃’；还有人说，他因为不肯交出完整的矿脉图，被人陷害，抓起来了。我不相信最后一种说法，直到有一天……”

她深吸一口气。

“1985年12月，一个很冷的晚上，有人敲我出租屋的门。我开门，外面站着一个陌生男人，裹着破旧棉袄，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他说：‘周记者，苏工让我给你带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