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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母亲的哭喊 我女儿不会杀人（第2页）

他坐下。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审判长看向辩护席：“辩护人，请表辩护意见。”

周正阳站起来，清了清嗓子。他没有看苏凌云，而是面向审判席，开始言。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先，我对被害人周启明先生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作为被告人苏凌云的辩护律师，我想强调几点。”

他翻开文件。

“第一，本案存在激情因素。根据证人陈景浩证言，被害人周启明长期骚扰被告人，甚至在案当晚以不雅照片相威胁。被告人在长期压抑、恐惧的情绪下，一时激愤，失手伤人。这与预谋杀人有本质区别。”

“第二，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无任何前科劣迹，社会评价一直良好。案后，被告人丈夫陈景浩先生积极与被害人家属沟通，愿意赔偿，争取谅解。”

“第三，”周正阳顿了顿，“被告人本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侦查阶段，她多次表示懊悔，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恳请法庭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及认罪态度，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苏凌云听着，几乎要笑出声来。

认罪悔罪？她什么时候认过罪？什么时候表示过懊悔？

周正阳不是在辩护，是在替她认罪。是在坐实“激情杀人”这个定性，然后在这个框架里争取减刑。

“被告人，”审判长看向苏凌云，“你有什么要陈述的？”

苏凌云站起来。

她个子不算高，但站得很直。囚服宽大，衬得她更瘦，但眼神很亮，像燃烧的炭火。

“审判长，”她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没有杀人。公诉人刚才陈述的所有‘证据’，都是伪造的，或者是被歪曲的。”

旁听席又一阵骚动。

“第一，所谓的录音，是伪造的。案当天根本没见过周启明，更没和他说过话。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合成声音，我要求对录音进行更全面的技术鉴定，包括背景音分析、剪辑痕迹检测。”

“第二，刀上只有我的指纹，这恰恰证明凶手不是我。如果我真用那把刀杀了人，在扭打过程中，刀上至少应该有被害人或者陈景浩的指纹。但为什么只有我的？因为有人擦拭了刀柄，只留下我的指纹——这只能是事先设计好的。”

“第三，丝巾是被偷的。我上周就丢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周启明手里。而且，就算丝巾是我的，为什么周启明临死前要紧紧攥着它？这不合理。更像是有人把丝巾塞进他手里，伪造现场。”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

“审判长，我要求法庭允许以下几项调查申请。”

审判长皱眉：“什么申请？”

“第一，检测我血液中的药物残留。”苏凌云说，“案当晚，我喝的酒味道异常，醉得很快，醒来后浑身无力。我怀疑酒里被下了致幻或镇静类药物，导致我意识模糊，被人利用。”

“第二，重新勘查案现场的窗台。”她提高声音，“我父亲在案后第二天去现场查看，现客房的窗台外侧有明显攀爬痕迹，还有一小块布料挂在窗框上。这说明可能有人从窗户进出过现场。但警方在第一次勘查时，刻意忽略了这些痕迹。”

旁听席炸开了锅。

“什么？窗台有痕迹？”

“警方没查？”

“安静！”审判长猛敲法槌，“被告人，你有证据吗？”

“我父亲拍了照片。”苏凌云看向旁听席，“爸，照片在你那里吗？”

苏秉哲站起来，举起手中的档案袋：“在这里。窗台攀爬痕迹的照片，还有……”

“法警！”审判长打断他，“请维持法庭秩序！证人，请坐下！”

苏秉哲被法警按回座位。档案袋还举在手里，但没人敢去接。

“第三，”苏凌云继续，声音开始颤抖，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寻找那颗丢失的蓝宝石袖扣。陈景浩说他的一颗袖扣在扭打中丢失，警方在床底下找到一颗。但据我所知，还有一颗袖扣，在案第二天被保洁人员在窗台外面的花坛里捡到！”

她转向陈景浩，盯着他：“陈景浩，那颗在窗外的袖扣，是你的吗？如果是，它为什么会在窗外？如果不是，那是谁的？”

陈景浩低着头，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审判长，”苏凌云转回来，声音里带着哭腔，但努力控制着，“这些疑点，任何一个都足以动摇整个案件的定性。我要求法庭给予时间，彻底查清！”

她说完，站在那里，胸口起伏，眼睛通红地看着审判长。

法庭里一片寂静。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审判长身上。记者们屏住呼吸，等待他的裁决。

审判长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

“被告人苏凌云，你提出的这些所谓‘疑点’，与本案核心证据链关联性不大。血液检测结果已在卷宗中，未现药物残留。窗台痕迹，警方已有说明，系日常清洁人员打扫所致。至于袖扣，现场确实找到一颗，与陈景浩先生的证言相符，另一颗下落不明，不影响案件定性。”

他顿了顿，语气严厉：

“本庭提醒你，法庭审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你应当正视自己的犯罪行为，如实供述，争取宽大处理，而不是编造种种不实之词，干扰法庭正常审理！”

苏凌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

她盯着审判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关联性不大？干扰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