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销售追溯。每批产品卖给谁,什么时候的货,哪个司机送的,都要记录。出了问题,能迅召回。
这套体系,在1989年算是很先进了。但推行起来阻力很大。
先是工人不适应。老工人王大山抱怨“太麻烦了!以前干完活就完事,现在还得填这表那表,耽误工夫。”
年轻工人小李也说“我那字写得跟鸡刨的似的,填表费劲。”
卓全峰亲自下车间,手把手教“王师傅,你看——原料是哪天进的,从谁那儿买的,合格不合格,你在这儿打钩。很简单,不耽误多少时间。”
“可是……”
“没有可是!”卓全峰很坚决,“质量是生命线。不建立追溯体系,今天出小问题,明天就可能出大问题。到时候砸了牌子,大家都没饭吃。”
其次是成本增加。光是印刷记录表、标签,购买钢印机、条码扫描器(当时还是稀罕物),就花了两万多。还要增加质检人员,培训工人,又是一笔开支。
孙小海算账“全峰,这一套下来,每年得多花五六万!值得吗?”
“值得!”卓全峰说,“今年花五万搞质量,明年可能避免五十万的损失。你说值不值?”
质量追溯体系推行了一个月,效果初显。十一月二十日,又出了一次小问题——一批罐头封口不严,漏气了。通过追溯体系,很快查到是封口机的一个零件磨损了,操作工没及时报告。换了零件,问题解决了,只有十箱产品报废,损失不到一百元。
“看看!”卓全峰在大会上说,“要是没有追溯体系,可能等到客户投诉才现,到时候就是几百箱、几千箱的问题!现在,十箱就解决了!这就是追溯体系的好处!”
工人们服气了。老王师傅感慨“还真是……以前出问题,找原因得找好几天,现在一查就清楚了。”
质量追溯体系建立起来了,但外部的挑战来了。
十二月五日,省轻工厅来检查。带队的副厅长姓刘,很严肃。
“你们这套体系,是谁让搞的?”刘厅长问,“国营企业有国家标准,按国标来就行。你们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是不是想绕过国家标准?”
“刘厅长,我们不是绕过国标,是高于国标。”卓全峰解释,“国标是最低要求,我们要求更高。”
“高于国标?谁给你们的权力?”刘厅长冷笑,“你们一个乡镇企业,改制才几个月,就想另搞一套?我告诉你们,食品行业,安全第一!不是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检查很不顺利。刘厅长带着人,鸡蛋里挑骨头——记录表填得不规范,标签贴歪了,甚至车间地面有积水,都成了问题。
“限期整改!”检查结束,刘厅长下了结论,“整改不合格,吊销生产许可证!”
这话把所有人都吓住了。吊销许可证,厂子就得关门!
卓全峰连夜去找李副专员。李副专员听了,也很头疼。
“刘厅长这个人……很保守。”他说,“他认为乡镇企业不懂技术,瞎搞创新。这样,我安排一下,请省里的专家来给你们做个鉴定。如果专家认可,他也不好说什么。”
专家请来了,是省食品工业协会的会长,姓陈,七十多了,但思想很开放。看了罐头厂的质量追溯体系,陈会长很激动。
“好!太好了!”他握着卓全峰的手,“我在食品行业干了一辈子,一直想搞这么一套体系,但国营厂阻力太大。你们乡镇企业,思想解放,敢想敢干!这套体系,值得在全省推广!”
陈会长写了鉴定报告,高度评价。报告送到省轻工厅,刘厅长没话说了。
但家里的矛盾又来了。
十二月十五日,卓全峰回靠山屯。一进院,就听见三嫂刘晴在数落人。
“要我说,全峰就是有钱烧的!”她嗓门很大,“花好几万搞什么质量体系,有那钱,给大伙儿分分多好!还有,非要把那些坏罐头砸了,一万多块钱啊!败家!”
“就是。”大哥卓全兴附和,“我听罐头厂的人说了,其实那罐头也没那么严重,热热还能吃。非要砸了,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老爷子坐在炕头抽烟,不说话。
卓全峰推门进去“三嫂,大哥,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质量体系不是瞎搞,是长远之计。砸罐头也不是败家,是为了保住牌子。”
“牌子牌子,你就知道牌子!”刘晴来劲了,“牌子能当饭吃?实实在在的钱才是钱!一万多块钱,够咱们屯过年了!”
“三嫂,没有牌子,哪来的钱?”卓全峰反问,“‘兴安’这个牌子,现在值多少钱?我告诉你——值一百万!没有这个牌子,咱们的产品就是土特产,卖不上价。为了保住这一百万的牌子,花一万块钱,值不值?”
“一百万?你就吹吧!”刘晴不信。
“我没吹。”卓全峰很认真,“深圳那边,有香港客商想买咱们‘兴安’这个商标,出价一百万,我没卖。因为我知道,这个牌子以后会更值钱。”
“真的?”屋里人都瞪大了眼睛。
“真的。”卓全峰点头,“所以,质量体系必须搞,有问题产品必须销毁。这是为了保护牌子,也是为了大家的长期利益。”
老爷子终于开口了“全峰说得对。咱们山里人,实在,总觉得真金白银才是钱。不知道名声、牌子也是钱,而且是大钱。你爷在世时常说,‘好猎手,一枪打出去,要想到后三枪’。不能光看眼前这一枪。”
有了老爷子支持,家里的反对声小了。
但更大的考验来了。
十二月二十日,省电视台来了个采访组,说是要拍乡镇企业专题片。带队的记者姓周,很年轻,但问题很刁钻。
“卓董事长,我们听说,你们罐头厂最近销毁了一万多元的问题产品,是真的吗?”
“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