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姐说:好。
窗外的光斜进来,落在被子上。
她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
他坐在床边没动。妻子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过了很久,刘姐睁开眼睛,看着他,说:
“你那时候交四本笔记,摞在桌上,问我算不算毕业。”
他说:记得。
她说: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是我最后一个徒弟。
他没有回答。
刘姐把目光转向窗外。冬日的阳光薄而淡,落在檐下那只旧铃上。铃舌垂着,没有风。
她说:“够了。”
他问:什么够了。
她说:传下去的事,不用多,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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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年末,陈涛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信封里装着一张照片,拍的是某间乡镇小学的教室。讲台还是那个讲台,窗台还是那扇窗。铁盒子还在那里,绿萝也还在,藤蔓比照片里更长,已经绕到窗户上沿。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铅笔字,笔迹陌生:
“李老师去年退休了。我现在用这个讲台。”
没有署名,没有回信地址。
陈涛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一会儿。窗台上的铁盒子旁边多了个东西,看不太清,像是小孩捏的泥塑,歪歪扭扭一个形状。
他把照片夹进“探微”文件夹最后一页。
文件夹没有封存。他知道还会有新的记录进来,以他不知道的方式,从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些记录不会署他的名字。
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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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做糖画的年轻人在铺子里守岁。
妻子带着孩子先睡了。他一个人坐在案前,灯开着,没有熬糖。
他翻那本日志。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从刘姐写的那行“手温,不是糖温”翻到自己补录的口诀、草图、徒弟们问过的问题。
翻到封底内页时,他现夹着一样东西。
一张油纸,叠得很小,压得平平的。
他打开。
是一块豆干。
十年前刘姐给他的结业“证书”。油纸已经干了,豆干缩成指甲盖大小,颜色黑,硬得像石头。但包装纸上那方红印还在。
四个字:手有所记。
他把豆干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
案头灯光照下来,照着那本翻开的日志,照着他手背上淡青色的血管。
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
他把豆干轻轻放回封底内页,合上日志,放在案头正中。
然后他起身,关了灯,走进里屋。
案板上,那本日志安静地躺着。封皮磨毛了边,书脊裂过又粘好。
檐下旧铃今夜没有风,没有响。
水面之下,潮水已经来过无数次了。
沙一层一层压实,刻痕一道一道覆上新的刻痕。
沉积层不需要被看见。
它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