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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廷争潮向锚定之光（第1页）

海疆的烽火映照着两个时空的庙堂。当沈敬的捷报与张岳的突破，如同两枚投入各自朝局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扩散、交织，最终演变为决定帝国未来海洋命运的激烈廷争。

一、洪武之议：海权与陆权的千年之辩

应天府，奉天殿。常朝的气氛因东南海疆的变故而显得格外凝重。朱元璋高踞御座，面无表情地听着各部院大臣的奏对。靖海侯吴祯的最新战报和沈敬的具体捷报细节已经传阅，那艘俘获的“红毛夷”船和俘虏正在押送来京的路上，但朝堂上的争论，却已提前进入了深水区。

争论的核心，在于朱元璋前次提出的“设立专司，统管海防”的构想。以新任翰林学士方孝孺为的一部分文臣，对此大加赞同，并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方案。

“陛下！”方孝孺出列，声音清朗而坚定，“臣观史册，历代边患，多在北疆。然今时不同往日，东南海疆，万里波涛，倭寇夷盗，勾结为患。更兼有海外红毛夷人，持利炮坚船，其志非小。若仅以卫所巡防、有事征剿之旧法应对，实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长治久安之策！”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诸臣，继续道：“臣以为，当仿照九边重镇之制，于沿海设立‘总制海防军务衙门’，简称‘海防总制’或‘海事衙门’。该衙门不隶五军都督府及兵部常制，直属陛下，统辖沿海所有水师、卫所、巡检司，并兼领市舶、造船、火器研制、海疆图志测绘、乃至对外番夷交涉诸事！权责专一，事权归一，方可收统筹之效，建不拔之基！”

此言一出，殿中顿时响起一片低语。直属皇帝？兼领市舶、外交？这权力也太过集中了！不少守旧的勋贵和文臣皱起了眉头。

果然，立刻有人出列反对。都察院一位老御史颤巍巍地道：“陛下，方学士之言，听似有理，实则隐患重重！我大明立国，以农为本，以陆为基。水师之设，本为防倭靖海，辅助陆师。若专设如此权重之海事衙门，恐本末倒置，使国策偏于海贸奇技，耗损国力于茫茫波涛之上。且权柄过重，易生跋扈，若所任非人，恐成东南藩镇之祸！昔年唐之藩镇、宋之市舶，殷鉴不远啊！”

“荒谬！”方孝孺年轻气盛，当即反驳，“岂可因噎废食！北虏南倭，皆为心腹之患！今日红毛夷火器之利，诸位皆已闻之，岂是‘辅助陆师’四字可轻描淡写？至于耗损国力——东南财赋，半出海上。漕运、盐利、市舶之税，关乎国计民生！海疆不靖，则财源动摇，此非耗损，实为保本开源！至于藩镇之虑，更属无稽！陛下圣明烛照，制度周密，岂容权臣坐大？此衙门直属天听，用人、监察、调兵之权皆在朝廷，何来藩镇之说？”

支持方孝孺的官员，多是一些较为务实、或受新政影响的少壮派，他们从沈敬的胜利和张岳（虽然他们不知张岳之名，但知军器局有进展）的进展中，看到了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力量。而反对者，则多是秉持传统“重陆轻海”、“重农抑商”观念的守旧势力，以及担心新衙门侵害自身部门权柄的官员（如兵部、户部、工部的一些官员）。

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兵部尚书夹在中间，既感海防压力，又不愿兵权被分割；户部尚书则担心设立新衙门增加开支；工部尚书倒是有些心动，若能将造船、火器研制并入一个更有力的衙门，或许能得到更多资源支持。

朱元璋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在御座的扶手上轻轻敲击。方孝孺的设想，比他最初“设一专司”的想法更为大胆和系统，其中隐约有“光痕对策”中某些建议的影子，但又更符合洪武朝的现实和方孝孺个人的理念。反对者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权力集中确实有风险。

他的目光投向一直沉吟不语的太子朱标。“太子，你有何见解？”

朱标早已深思熟虑，此刻从容出列，躬身道：“父皇，诸位大臣所言，皆有道理。儿臣以为，方学士‘专设衙门、统筹海防’之议，乃应时势之需，方向可取。然老大人所虑权柄过重、耗费国帑，亦不可不察。”

他顿了顿，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儿臣愚见，或可先设‘总理海防事务大臣’一职，以重臣兼任，不常设衙门，但赋予其协调沿海水师、卫所、督促造船火器研制、稽查市舶走私之权，直属父皇，遇大事可专折奏请。此职之设，可视为权宜与试点。待一两年后，观其成效，察其利弊，再议是否扩为常设衙门，以及权责如何具体划分。如此，既可不误当前防剿之事，又可从容规划长远，且免朝堂争议过剧。”

朱标的提议，体现了他一贯的稳健与调和风格。既采纳了设立专责官员的核心想法，又暂时搁置了最具争议的“常设级衙门”问题，给了各方一个缓冲和观察期。

朱元璋眼中露出一丝赞许。标儿的处理，比他年轻时更显周全。“太子所言，老成谋国。”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压过了殿中所有的议论，“海疆之事，确需专责。然制度之立，不可不慎。便依太子所议，设‘总理海防事务大臣’，员额不定，以勋贵重臣或能员干吏充之，直属朕躬。任……”他目光扫过殿中，在几个合适人选身上停留片刻，“便由靖海侯吴祯，加‘总理浙直闽海防事务大臣’衔，仍在前线督师，总揽东南海防剿抚、稽查诸务。另，擢升台州卫千户沈敬为指挥佥事，仍留原处听用，其所俘敌船、夷人、火器，抵京后由工部、军器局及……新建之‘海事观测所’（朱元璋临时起意命名，一个研究机构性质）会同查验研究。”

“至于方学士所议长远之制，”朱元璋看向方孝孺，“着方孝孺会同兵部、工部、户部有司，详细条陈，限三月内，拟定《海防长远策议》奏朕览阅。其他具体事宜，由太子主持，与相关部院详议后施行。”

一场激烈的廷争，在朱元璋的乾纲独断和朱标的折中调和下，暂时落定。洪武朝迈出了设立海洋事务专责官员的第一步，虽然保守，但方向已明。方孝孺等改革派虽未全胜，但获得了参与规划未来的机会；守旧派虽阻挠了立即设立级衙门，但也不得不接受设立“海防大臣”的现实。而沈敬的擢升和“海事观测所”的设立，则象征着技术实务开始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

二、永乐之决：霸权与技术的双重焦虑

北京，武英殿。永乐朝的争论，基调更为尖锐，充满了朱棣式的强势与多疑。

平江伯陈瑄关于海战受挫和漕运受扰的奏报，刘江的捷报与缴获，张岳的火器工艺突破，以及厂卫密报的各种“流言”和“可疑动向”，所有这些信息混杂在一起，让朱棣主持的这次御前会议充满了火药味。

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如何剿灭眼前的“佛郎机—倭寇”混合舰队，更在于大明未来的海洋战略，到底应该是延续郑和下西洋式的“宣威怀柔、朝贡贸易”，还是转向更具攻击性和技术竞争性的“海权争霸”？

以部分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官员、以及一些崇尚“天朝礼治”的文臣为代表，主张：“陛下七下西洋，万国宾服，此乃上国正道。今虽有佛郎机夷人携利器为乱，然究其根本，不过化外蛮夷，见利忘义，纠合倭寇为患。只需调遣精锐，雷霆剿灭即可。待海疆靖平，仍当以宝船队宣示德化，羁縻远人，使四海宾服，方显天朝气度。若因一二夷人利器，便改弦更张，效彼蛮夷争霸之术，恐失大国体统，舍本逐末。”

而以一些实战派将领、技术官僚（如刚刚因张岳突破而备受鼓舞的工部官员）、以及部分敏锐感受到西洋威胁的官员为代表，则激烈反驳：“体统？体统能当佛郎机炮轰吗？！郑和公公宝船队固然威武，然其巨舰重炮，利于远航宣威，却未必善于近海追剿此等狡诈迅捷之敌！此番海寇之患，非比寻常！其火器之精良、战术之狡猾，已非昔日倭寇可比！若仍固守‘宣威怀柔’旧念，视技术优势为无物，恐日后海疆之患，将无穷尽也！臣以为，当务之急，一是全力支持陈瑄、刘江等将，以更犀利之火器、更灵活之战船，坚决剿灭此股顽敌；二是举国之力，钻研、仿制、乃至越佛郎机等西洋火器与造船术！大明之海权，不当仅系于宝船之庞大，更应奠基于技术之绝对领先！”

“难道要放弃下西洋吗？”支持郑和路线的官员质问。

“非是放弃，而是调整与强化！”技术派官员回应，“下西洋可继续，但目的不应仅是怀柔远人、收取奇珍。更应探听诸番虚实、搜集各方技艺、开拓稳固航路与据点！以技术为后盾，以实力为根基，怀柔方为真怀柔，否则便是空中楼阁！”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支持技术转向的官员，隐隐将此次海寇与捕鱼儿海“妖异”联系起来，暗示这是“未知威胁”的一部分，必须用最强硬、最先进的手段应对，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朱棣内心深处的焦虑与多疑。

朱棣听着，脸色变幻。他既是下西洋宏大工程的起者和最大支持者，又是一个对武力、技术极为敏感、且因“妖异”之事而充满不安全感的帝王。两种观点在他心中激烈碰撞。

最终，朱棣猛地一拍御案，殿中顿时鸦雀无声。

“都给朕听好了！”朱棣声音冷硬，“下西洋，是朕之国策，彰显国威，沟通万邦，此志不移！宝船队该出洋，照常筹备！”

他话锋一转，杀气凛然：“但，海疆之敌，必须剿灭！而且要干净彻底地剿灭！平江伯陈瑄，朕再给你调拨一批新铸的火炮（基于张岳工艺改进的）和熟练炮手，务必在三月内，给朕打出个样子来！刘江固守山东，有功，继续严防！”

接着，他看向工部尚书和垂手侍立的张岳（被特许参加此次高级别会议）：“火器研制，乃当前第一要务！张岳！”

“臣在！”张岳连忙出列跪倒。

“朕擢你为工部军器司主事，专设‘精器坊’，一应所需，朕给你特批！朕不要你慢慢琢磨，朕要你快！把你脑子里那些‘灵光一现’，都给朕变成实实在在能装备水师、碾压佛郎机的火铳火炮！做得好，朕不吝封侯之赏！做不好，或是有人敢从中作梗……”朱棣阴冷的目光扫过工部几位面色不豫的官员，“朕的锦衣卫和东厂，正好缺些由头！”

“至于长远海策……”朱棣沉吟片刻，“下西洋照旧，但船队可多配新式火器，沿途多加留意番邦技艺、海图、乃至……有无佛郎机等夷人踪迹。另，着兵部、工部、会同五军都督府，拟定一份《加强水师及沿海防务五年方略》，不仅要剿寇，更要建一支常备的、装备精良的、可随时应对海上强敌的‘大洋水师’！钱粮、人力，优先保障！”

朱棣的决策，体现了他典型的实用主义与霸权思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不放弃下西洋的政治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全力转向技术碾压和军事霸权建设。他用绝对的皇权和厂卫恐怖，压制了可能的反对声音，强行推动了技术优先、军事优先的海洋战略转向。张岳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这一战略转向的技术核心人物，也成为了朱棣焦虑与期望的集中投射对象。

三、奇点牵引：锚点的共鸣与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