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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潮涌之思锚点初现（第1页）

海上的烽烟，在洪武与永乐两个时空的东南沿海，持续燃烧了月余。冬日的寒风未能冷却战火，反而让海雾与硝烟混杂，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海疆危机，增添了几分扑朔迷离。

一、洪武棋局：制度应激与意外收获

应天府，武英殿。

朱元璋面前摊开的，已不仅是战报，更是厚厚一摞来自工部、户部、兵部以及沿海布政使司的条陈与议案。海寇之患，像一根尖锐的探针，刺破了洪武朝在“新政”推行下表面平稳的肌体，暴露出内里诸多尚未理顺的脉络。

靖海侯吴祯的最新奏报依然谨慎：“贼寇飘忽，剿之不易。然赖陛下威德，将士用命，已挫其锋芒，击沉贼船三艘，毙伤贼众数百。唯贼中‘红毛夷’火器颇利，我水师接战，时有损伤。臣已严令各卫所，无令不得浪战，以固守海疆、保境安民为要。”

字里行间，是一位老将的稳重，却也透着一丝无奈。朱元璋的手指在奏报上敲了敲，目光转向另一份来自浙江按察使司的密奏。这份奏报揭露了更令人不安的内情：此番海寇侵袭，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来去如风，除其自身狡猾凶悍外，竟与沿海一些豪强、胥吏乃至卫所中下级军官的“暗中通海”有关！或为之提供补给、情报，或坐视其劫掠、事后分肥，更有甚者，直接参与走私，与海寇利益交织，难分彼此。

“蠹虫！”朱元璋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眼中杀气一闪而逝。北虏方靖，内部蛀虫又生！这让他更加确信，“朱高煦”在“光痕对策”中强调的“吏治澄清”、“基层管控”，绝非虚言。海防之固，在人心，次在器械。

“拟旨。”朱元璋对侍立的宋濂和新任翰林学士方孝孺（因才学被朱元璋赏识，此时已渐受重用）沉声道，“第一，申饬靖海侯吴祯，剿抚并用。对顽抗海寇，务必痛击；对遭裹挟从贼、或被迫通海者，许其自，酌情宽宥，以分化贼势。沿海各卫所、州县，严查通海之事，凡有查实，无论官民，依《大明律》及《大诰》严惩不贷！”

“第二，着工部、军器局，将研究‘红毛夷火器’之事，列为头等要务。所需银钱、物料、匠户，一应优先拨付。告诉他们，朕不要空谈，要实实在在能造出来、用得上的东西！若有进展，及时奏报。”

“第三，”朱元璋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几位重臣，“海疆万里，倭寇夷盗，此起彼伏。单靠一时征剿，非长久之计。朕思之，或当设一专司，统管沿海防务、船舶营造、火器研制、乃至市舶贸易诸事，使权责归一，事权专一，以免各衙门推诿掣肘。此事，尔等可先议个章程出来。”

设立专司！宋濂和方孝孺心中都是一震。皇帝这是要将海防之事，提升到与北疆边防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并试图建立一套跨部门的常设管理机构！这无疑是对现有官僚体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方孝孺眼中闪过一丝振奋，这与他“复古改制”、“强化中央”的一些理念隐隐相合，当即躬身：“陛下圣虑深远，臣等谨遵旨意，必当悉心筹划。”

朱元璋的决策，体现了他一贯的作风：面对外部威胁，先整顿内部，强化控制，同时推动技术研究和制度创新。他不再仅仅将海寇视为军事问题，而是看作一个涉及军事、经济、吏治、技术的综合性挑战。这种“制度性应激反应”，正在将“光痕对策”中的一些模糊构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实践。

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沿海，被海寇困扰多日的明军，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机。

台州湾外，三艘形制明显异于中式帆船、船身相对狭长、桅杆上挂着破烂不堪的杂色旗的“红毛夷—倭寇”混合船只，正在追逐几艘落单的民间粮船。负责附近海域巡防的，是台州卫的一名千户，名叫沈敬。他是个三十出头的将领，出身军户，读过些书，不好空谈，喜究实事，尤其对火器、船舶感兴趣，在卫所里算是有些“异类”。

此前几次小规模接触，沈敬所部都因对方火器凶猛、船只灵活吃了亏，心中憋着一股火。连日来，他苦思破敌之策，几乎夜不能寐。说来也怪，就在两天前，他巡视一处刚被袭扰过的渔村时，望着海面出神，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极其破碎、却莫名清晰的“念头”：

“敌船轻快，我船笨重……不可一味追尾……”

“其火器胜在单兵轻便、射略快……然我若以数量弥补，集中使用，排铳齐射……”

“近战接舷，我军人多，可备钩索、拍竿、火药罐……”

“是否可造些更小、更快的‘哨船’，专司缠斗、火攻？”

这些念头来得突兀，却仿佛是他自己反复推演后自然得出的结论，只是瞬间变得异常明晰。沈敬如获至宝，立刻召集手下把总、百户商议，并结合本地老水手的经验，拟定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战术。

此刻，眼见敌寇嚣张，沈敬没有像往常一样率主力战船直接冲上去，而是命令两艘较大的“福船”佯装怯战，向一处布满暗礁的狭窄水道退却，同时放出数艘临时征调的灵活小渔船，散开袭扰。

敌寇见明军“溃退”，又有多艘“商船”（实为伪装的引饵）在前，贪功心切，三艘船紧追不舍，渐渐被引入了预设水域。

“就是现在！”沈敬站在一艘隐藏在岬角后的中型战船上，猛地挥下令旗。

早已埋伏在两侧礁石后、芦苇丛中的十数艘小型“鹰船”、“沙船”蜂拥而出。这些船小，载人不多，但每船都配备了五六名火铳手，以及大量弓弩和引火之物。它们并不试图撞沉敌船，而是利用灵活优势，迅贴近，从多个方向，朝着敌船甲板上的贼寇，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的、虽然略显杂乱但密度颇大的“火铳与火箭的集中攒射”！

与此同时，那两艘佯退的福船也掉头杀回，用船的碗口铳和弩炮进行远程压制。

敌寇猝不及防。他们的单兵火器虽然精良，但在同时面对来自多个方向、且不乏弓弩火箭的袭击时，顿时陷入混乱。一艘敌船的帆索被火箭点燃，浓烟滚滚；另一艘甲板上贼寇被火铳齐射击倒数人，惊呼连连。

沈敬看准时机，命令己方最大的两艘战船，朝着那艘因帆着火而度大减的敌船，动了凶狠的“撞击与接舷战”。钩索抛去，拍竿砸下，早已准备好的明军甲士，在火铳和弓弩掩护下，跃上敌船，与贼寇展开血腥的白刃战。

这场战斗规模不大，但战术运用得当，明军以较小代价，成功俘获了一艘基本完整的“红毛夷式”帆船，毙伤俘获贼寇八十余人，其中包括三名负伤被擒的“红毛夷”！另两艘敌船见势不妙，仓皇逃窜。

捷报传回应天，朱元璋精神为之一振。他不仅重赏了沈敬及有功将士，更下严令：将那艘俘获的敌船、缴获的火器（数支形制奇特的火绳枪和两门小型旋回炮），以及俘虏，尤其是那三个“红毛夷”，不惜代价，完好、迅地押送京师！他要亲眼看看，这些海外夷人，到底有何凭恃！

二、永乐变奏：技术焦虑与恐怖蔓延

北京，皇宫。

相较于朱元璋在制度层面的沉稳布局，朱棣的应对更加急躁，也更具进攻性。平江伯陈瑄关于“海战受挫、敌火器犀利”的奏报，像一根毒刺，扎在他心头。更让他恼火的是，东厂和锦衣卫随后密报，朝野间开始流传一些“怪话”：有的说“宝船队空耗国力，却连家门口的海寇都收拾不了”；有的暗中将此次海寇的“佛郎机火器”与捕鱼儿海的“妖异”联系起来，窃窃私语“莫非真是天谴或妖法”？

“混账！”朱棣在暖阁内来回踱步，脸色阴沉。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其权威和政策的质疑，尤其是这种质疑还与那该死的“妖异”牵扯在一起。

“工部军器局，还没有消息吗？！”他问侍立在旁的太监。

“回皇爷，军器局大使奏称，已集中京畿所有顶尖匠户，日夜钻研那‘佛郎机’火器之妙，然……然其构造精巧，用料、工艺似与我朝迥异，仿制……尚需时日。”太监战战兢兢地回答。

“时日时日！朕要的是结果！”朱棣烦躁地挥手。他知道火器仿制非一日之功，但前线等不起，舆论更等不起。

就在这时，兵部尚书金忠求见，带来了两个消息。一好一坏。

坏消息是：陈瑄再次上疏，称贼寇熟悉海情，避开主力，转而大肆袭扰漕运要害和盐场，东南财赋已受影响，请朝廷决方略，或增派援兵。

好消息则让朱棣稍感意外：都指挥使刘江，在山东登州外海，以沿岸炮台和预设埋伏，成功击退了一股试图北窜袭扰的倭寇船队，并缴获了一门损坏的“佛郎机小炮”和数支“鸟铳”，已派人星夜兼程送往京师。

“刘江？”朱棣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是一员沉稳敢战的老将。他立刻下旨褒奖，并严令将缴获火器第一时间送至军器局，与福建送来的样本共同研究。

然而，技术上的焦虑尚未缓解，政治上的猜疑与恐怖却在加剧。朱棣对“妖异”与“海寇”可能存在的联系深信不疑。他密令东厂提督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给朕盯紧了！朝中、军中、乃至民间，凡有言论怪异、行踪诡秘、或与海外番夷有所勾连者，一律严查！尤其是……那些可能懂得邪术妖法，或者与昔日汉王有过往的僧道、方士、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