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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昭宣中兴 余晖下的复兴（第1页）

昭宣中兴：余晖下的复兴（约黄帝纪年277o—2745年，公元前74—公元前49年）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凿空西域，将大汉的声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这份辉煌的背后，是天下百姓数十年的负重前行——连年征战让丁壮死伤无数，严刑峻法使民间冤狱丛生，过度征敛又让无数农户破产流亡。到了武帝晚年，关东流民已达二百万，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曾经强盛的大汉王朝，俨然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边缘。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五柞宫病重，临终前将年仅八岁的太子刘弗陵托孤给四位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这四位辅政大臣中，霍光无疑是核心——他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自少年时入宫为郎，侍奉武帝三十余年，以谨慎周密深得信任。武帝曾赐给他一幅“周公辅成王”的画作，其托付之意不言而喻。

武帝驾崩后，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朝堂之上，四位辅政大臣很快便显露出了裂痕。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归汉后一直谨小慎微，辅政一年多便病逝，算是全身而退；上官桀则野心勃勃，他先是通过联姻，让自己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成为皇后，随后便联合御史大夫桑弘羊、昭帝的兄长燕王刘旦，企图扳倒霍光，夺取朝政大权。

元凤元年（公元前8o年），上官桀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伪造燕王刘旦的上书，弹劾霍光“专权自恣”，说他检阅羽林军时僭用天子仪仗，又擅自增选幕府官员，有谋反之心，请求昭帝下令将其逮捕。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朝中大臣多以为皇帝年幼，定会被这份奏疏蒙蔽。可没想到，昭帝看过奏疏后却一言不，次日上朝时，更是直接戳穿了这场骗局。

他看着满朝文武，目光落在霍光身上，缓缓说道：“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京城附近，增选幕府官员也是最近的事，前后不过十天。燕王远在蓟城，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这些事？这封奏疏分明是伪造的，是有人想陷害大将军。”这番话条理清晰、逻辑缜密，让在场的官员无不震惊——谁也没料到，这位少年天子竟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上官桀等人见阴谋败露，索性打算动政变，结果事情泄露，全族被诛，燕王刘旦自杀身亡。经此一役，霍光彻底清除了朝堂上的反对势力，成为大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而昭帝对霍光的信任，也自此达到了顶峰。

此后的数年里，霍光与昭帝形成了极为默契的君臣相济之势。昭帝深知自己年幼，朝政繁杂，便将一应政务尽数托付给霍光，自己则安心做一个“垂拱而治”的君主；霍光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始终秉持着武帝晚年颁布的《轮台罪己诏》中“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刀阔斧地调整国家政策，只为让百姓能喘口气。

当时天下最紧迫的问题，便是因过度征敛导致的民生凋敝。霍光先从减轻赋税入手，将武帝时期的“口赋”（人头税）从每人每年二十三钱减至二十钱，又将成年男子的“更赋”（徭役税）减免一半，让农户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因灾荒流亡的百姓，他下令各地官府不得苛责，还开放皇家的苑囿和公田，让流民耕种，甚至借给他们种子和农具，等到秋收后再偿还。

在农业生产上，霍光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当时关中地区的郑国渠、白渠因年久失修，灌溉能力大幅下降，他便征调民力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疏浚和修缮，还在朔方、西河等地开凿新的渠道，使得更多的农田得以灌溉。这些举措下来，大汉的农业生产很快便有了起色——从元凤元年到元平元年（公元前8o年-公元前74年），关中地区连年丰收，粮价从武帝晚年的“谷石万钱”降到了“谷石五钱”，创下了汉初以来的最低纪录。

除了农业，霍光对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武帝时期为了筹集军费，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却也因官营产品质量低劣、价格高昂，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霍光掌权后，虽然没有废除盐铁官营，但对其进行了改革——他要求各地盐铁官不得强制百姓购买，不得随意提高价格，还选派清廉官员前往各地监督，严惩那些趁机牟利的贪官污吏。这些措施让商业逐渐恢复活力，长安、洛阳、临淄等大城市再次变得热闹起来。

在政治上，霍光也始终保持着谨慎克制的态度。他虽然手握大权，却从不独断专行，遇到重大事务，总会召集丞相、御史大夫等大臣共同商议；对于昭帝，他更是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从未有过僭越之举。而昭帝也对霍光极为信任，无论朝中有人如何诋毁霍光，他都一概不信，甚至还曾明确对大臣们说：“大将军是先帝托付给我的重臣，有他在，我才能安心治理天下，你们以后不许再妄议大将军。”

君臣同心，其利断金。在霍光的辅佐和昭帝的支持下，大汉王朝的政局逐渐稳定，经济快恢复，百姓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曾经因战乱和苛政而布满疮痍的国土，终于开始重现生机——田野里重新长满了庄稼，村落中又响起了鸡鸣犬吠，市集上的货物琳琅满目，就连边境地区，也因为朝廷不再轻易动战争，而变得安宁了许多。史书上记载，这一时期“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虽然有些溢美之词，却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然而，就在这大好局面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再次将大汉王朝推向了未知的深渊——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在未央宫病逝，且没有留下子嗣。这位少年天子在位十三年，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霍光的辅佐之下，却以其聪慧、信任和包容，为大汉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离世，不仅让霍光失去了最信任的君主，也让刚刚稳定下来的朝局，再次陷入了动荡之中。

昭帝无嗣，皇位继承便成了头等大事。当时朝中大臣们商议后，决定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是汉武帝第五子刘髆的儿子，按照辈分，算是昭帝的侄子，身份上还算合适。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昌邑王竟是个荒诞无度的纨绔子弟。

从昌邑（今山东巨野）前往长安的路上，刘贺便一路吃喝玩乐，他不仅纵容手下抢掠民间女子，还在途中购买鸡、猪等牲畜，让人宰杀后在车上享用。抵达长安城外的霸上时，按照礼制，他应该为昭帝的去世而哭泣，可他却以“喉咙痛，不能哭”为由，拒绝行哭丧之礼。入宫即位后，他更是变本加厉——昭帝的灵柩还停放在未央宫前殿，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昌邑国的旧臣召到长安，封官赏爵，甚至在宫中与宫女嬉戏打闹，饮酒作乐，完全不顾及国丧期间的礼节。

更让霍光和朝中大臣们无法容忍的是，刘贺还企图夺取权力。他即位后不久，便打算将昌邑国的旧臣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尤其是兵权要职，这无疑触动了霍光的底线。霍光深知，若是让刘贺继续胡闹下去，不仅昭帝以来的复兴局面会毁于一旦，大汉王朝甚至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于是，在即位仅仅二十七天后，霍光便联合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大臣，向皇太后（即昭帝的皇后，霍光的外孙女）上奏，历数刘贺的种种荒诞行径，请求废黜其帝位。

皇太后虽然年轻，却也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很快便批准了大臣们的请求。霍光随后亲自带兵进入未央宫，将刘贺召到太后面前，宣读了废黜诏书。刘贺直到此时才惊慌失措，却也无力回天，最终被遣返回昌邑，降为海昏侯。这场“二十七天的闹剧”就此落幕，可大汉的皇位，却再次空悬。

皇位继承人选再次成为焦点。此时汉武帝的子孙中，在世的还有不少，可要么像刘贺一样不成器，要么年纪太小，无法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就在大臣们一筹莫展之际，霍光的心思，落在了一个特殊的人身上——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嫡长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巫蛊之祸”被诬陷谋反，最终自杀身亡，其家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刘询，因年纪太小而幸免于难，被收押在长安的官狱之中。后来汉武帝醒悟过来，下令将刘询释放，送到掖庭（宫中负责管理宫女和宗室事务的机构）抚养。刘询在掖庭长大，虽然名义上是宗室子弟，却过着与平民无异的生活，他不仅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曾多次出宫游历，深入了解民间的疾苦和长安周边的社会状况。

霍光之所以选中刘询，一方面是因为刘询是汉武帝的直系后代，身份合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询长期生活在民间，没有强大的外戚和亲信势力，更容易控制，不会像刘贺那样刚即位就急于夺权。于是，在废黜刘贺后不久，霍光便派使者前往掖庭，将刘询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随后便举行了即位仪式，刘询正式成为大汉王朝的第十位皇帝，是为汉宣帝。

此时的刘询，已经十八岁。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底层，却并非懵懂无知的少年——多年的民间生活，让他深知官场的黑暗和百姓的艰难；而“巫蛊之祸”的家族悲剧，又让他养成了隐忍、谨慎的性格。他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完全是霍光一手促成的，而如今的霍光，权势早已达到了顶峰——朝堂之上，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宗室诸侯，都对霍光敬畏有加；就连自己这个皇帝，在霍光面前，也只能保持谦逊和恭敬。

即位之初，刘询便展现出了乎常人的隐忍。有一次，霍光表示愿意“归政于帝”，也就是将朝政大权交还给刘询。换做其他皇帝，或许早就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可刘询却坚决拒绝，他对霍光说：“大将军是先帝托付的重臣，辅佐昭帝治理天下多年，劳苦功高。如今朕刚刚即位，对朝政还不熟悉，还需要大将军继续辅佐，朝政之事，仍需大将军做主。”这番话既表达了对霍光的尊重，也打消了霍光的疑虑，让霍光更加放心地继续执掌朝政。

在日常相处中，刘询对霍光也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礼节。每次上朝，他都会对霍光起身相迎；霍光站在身边时，他甚至会因为“内心敬畏”而不敢直视霍光的眼睛。史书上记载，有一次霍光陪同刘询去祭拜汉武帝的茂陵，霍光坐在马车的副驾位置上，刘询坐在正驾，可刘询却“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可见他对霍光的敬畏之深。

刘询的隐忍，并非懦弱，而是在等待时机。他知道，自己虽然是皇帝，却没有实权，若是过早地与霍光生冲突，只会重蹈刘贺的覆辙。因此，他选择了暂时妥协，一方面继续依靠霍光稳定朝局，另一方面则在暗中观察和学习，熟悉朝政运作，同时悄悄培养自己的势力——他重用了一批在掖庭时就跟随自己的亲信，让他们担任一些中下级官职，逐渐积累政治经验；又通过联姻，娶了大臣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皇后，形成了自己的外戚势力（虽然许广汉出身低微，势力不大，但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六年。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逝，刘询才终于等到了亲政的机会。霍光的去世，让刘询既松了一口气，又感到一丝不安——松的是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霍光的控制，亲掌大权；不安的是，霍光虽然去世了，霍氏家族的势力却依然庞大——霍光的儿子霍禹继承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霍光的侄子霍云、霍山分别担任中郎将和奉车都尉，掌握着宫中的兵权，霍光的妻子霍显更是在宫中横行无忌，甚至还曾毒杀过皇后许平君（此事当时刘询尚未察觉）。

刘询深知，要想真正掌握大权，就必须清除霍氏家族的势力。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先，他以“尊崇霍光功绩”为由，给了霍氏家族极高的待遇——他亲自为霍光主持葬礼，将其陪葬在汉武帝的茂陵旁，追封霍光为宣成侯，还让霍禹继承了霍光的爵位。这些举措，让霍氏家族放松了警惕，以为刘询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善待他们。

随后，刘询开始不动声色地调整官员任免，逐步削弱霍氏家族的权力。他先是将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范明友调任为光禄勋，将霍光的另一个女婿、中郎将任胜调任为安定太守，把他们从兵权要职上调离；接着，他又任命自己的亲信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让他们掌握了朝政的核心权力；最后，他下令将宫中的侍卫部队和京城的卫戍部队的指挥权，收归自己直接控制，彻底切断了霍氏家族与兵权的联系。

霍氏家族的人很快便察觉到了危机。霍禹、霍云、霍山等人多次在一起商议，想要动政变，推翻刘询，可他们此时已经失去了兵权，手下也没有足够的亲信，计划很快便泄露了。刘询得知后，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他下令将霍禹、霍云、霍山等人逮捕，随后以“谋反”的罪名，将霍氏家族满门抄斩，与霍氏家族有牵连的官员，也大多被罢官或处死。这场清洗，干净利落，没有引任何动荡，刘询也由此彻底清除了朝中的反对势力，真正实现了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