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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昭宣中兴 余晖下的复兴（第2页）

亲政后的刘询，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他深知，要想让大汉王朝继续走向复兴，就必须解决武帝以来遗留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吏治腐败和民生凋敝。因此，他将“整顿吏治”作为亲政后的要任务。

在官员选拔上，刘询十分重视实际能力，而不是只看出身和资历。他曾明确对大臣们说：“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全靠地方官治理有方。若是地方官不称职，老百姓就会受苦。因此，选拔地方官，必须要选那些有才能、有品德、能为百姓办事的人。”为了选拔到合适的官员，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对于郡守、刺史等地方高官，他不仅会亲自召见，询问他们的施政方略，还会派使者前往各地巡查，了解他们的实际政绩；对于表现优秀的官员，他会及时提拔重用，甚至将他们调到中央担任要职；对于那些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他则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当时有一个名叫黄霸的官员，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颍川太守。他在任期间，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为百姓制定了详细的乡规民约，教导百姓互相帮助、遵纪守法。在他的治理下，颍川郡社会安定，百姓富足，甚至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刘询得知后，亲自召见黄霸，对他大加赞赏，随后将他提拔为京兆尹，后来又升任丞相，封为建成侯。像黄霸这样因政绩突出而得到提拔的官员，在宣帝时期还有很多，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了治理地方的中坚力量。

除了选拔贤能，刘询对贪污腐败的打击也十分严厉。他深知，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但也导致了冤狱丛生，因此他采取了“宽严相济”的策略——对于那些贪污数额巨大、民愤极大的官员，他绝不手软，往往会处以重刑，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但对于那些因一时疏忽而犯错的官员，他则会酌情从轻处理，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时有一个名叫田延年的大臣，曾在霍光废黜刘贺时立下大功，后来担任大司农。他在负责修建昭帝陵墓时，贪污了三千万钱的工程款。事情败露后，田延年试图通过贿赂大臣来掩盖罪行，可刘询得知后，坚决要求依法处理。最终，田延年在狱中自杀身亡。这件事在朝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官员们无不引以为戒，贪污腐败的风气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遏制。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刘询也十分重视“平理刑狱”，解决武帝以来冤狱丛生的问题。他深知，严刑峻法只会让百姓对朝廷失去信任，只有公正司法，才能让社会稳定。因此，他即位后不久，便下令设立了“廷尉平”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审核廷尉（中央最高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纠正冤假错案。后来，他又在地方上设立了“治书侍御史”，负责监督地方官员的司法审判，确保各地的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

为了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刘询还多次亲自过问重大案件的审理。有一次，一个名叫淳于意的医生被人诬告“故意伤害”，被判了肉刑（割掉鼻子或脚趾）。他的女儿淳于缇萦为了救父亲，亲自来到长安，向刘意上书，说愿意入宫为奴，替父亲赎罪。刘询看到这份上书后，深受触动——他自己曾因“巫蛊之祸”险些丧命，深知冤狱对百姓的伤害有多深。于是，他不仅下令赦免了淳于意，还借此机会废除了部分残酷的肉刑，改用笞刑（打板子）代替。他还规定，执行笞刑时不得使用过重的刑具，也不得过规定的次数，避免犯人因笞刑而丧命。

这些举措下来，大汉的司法状况得到了显着改善。据史书记载，宣帝时期“狱刑大省，天下断狱四万”，与武帝时期“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的严刑峻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百姓们不再因为一点小事就担心被治罪，社会矛盾也因此缓和了许多。

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刘询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推动经济进一步繁荣。他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霍光辅政时期。当时，关中地区虽然经过多年的恢复，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很大起色，但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因常年遭受战乱和灾荒，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刘询下令将关中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如代田法（一种在地里开沟作垄，轮换种植的方法，能有效保持土壤肥力），推广到关东各地。他还派遣农官前往关东，指导农民如何改良土壤、选择良种，提高粮食产量。

对于因灾荒而歉收的地区，刘询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每当地方上报灾荒，他都会第一时间下令减免当地的赋税，还会从关中地区调运粮食，赈济受灾百姓。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关东地区生严重的水灾，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刘询得知后，立即下令打开各地的粮仓，向灾民放粮食，还派遣使者前往灾区，安抚百姓情绪，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还规定，受灾地区的百姓可以暂时免除徭役，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恢复生产。

除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宣帝时期也迎来了全面繁荣。当时的手工业，以丝织业最为达。长安、临淄、成都等地的官营丝织作坊，规模庞大，工匠众多，能够织出锦、绣、绮、罗等多种精美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不仅供应皇室和贵族使用，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和中亚地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域的乌孙、大宛等国，都以能穿上大汉的丝织品为荣，甚至连匈奴的贵族，也常常通过贸易获取大汉的丝织品。

商业方面，刘询进一步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他废除了武帝时期颁布的“告缗令”（一种鼓励百姓告商人隐匿财产，告者可获得商人一半财产的法令，曾严重打击了商业展），还降低了商业税，从原来的“算缗钱”（对商人的财产征税）改为按交易额征税，税率也从百分之六降到了百分之三。这些措施让商人的经营积极性大幅提高，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城、成都等大城市，再次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长安的西市，更是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交易，甚至还有西域的商人前来贩卖香料、宝石等商品，热闹非凡。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到了宣帝中期，大汉的国库已经十分充盈，太仓（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甚至有些粮食因存放时间过长而霉变质；都内（中央国库）里的铜钱也多得无法计数，串钱的绳子都因年久腐朽而断裂。这种“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的景象，自文景之治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宣帝时期的文化也迎来了昌盛。刘询虽然出身民间，却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深知，儒家思想是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即位后不久，便下令召集天下的儒家学者，前往长安整理儒家经典。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多年的战乱，很多儒家经典都已残缺不全，不同学派的学者对经典的解读也各不相同，甚至出现了相互争论的情况。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刘询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了数十位着名的儒家学者，在长安的石渠阁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史称“石渠阁会议”。

这场会议由刘询亲自主持，主要讨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的解读问题。学者们围绕着经典中的疑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询则在一旁倾听，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最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裁决，并将裁决结果记录下来，作为官方的解读标准。通过这场会议，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也更加符合皇权统治的需要。同时，刘询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儒家教育，在各郡国设立学校，选拔优秀的儒生担任教师，教授儒家经典。这不仅提高了百姓的文化素质，也为朝廷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很多出身贫寒的儒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进入了仕途，成为了治理国家的重要力量。

除了儒家文化，宣帝时期的史学和文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当时，着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司马迁的《史记》整理出版，让这部伟大的史学着作得以流传后世。《史记》不仅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还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对后世的史学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方面，汉赋在宣帝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着名的赋家王褒、刘向等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赋作，如王褒的《洞箫赋》，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洞箫的声音和形态，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成为了汉赋中的经典之作。

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展的同时，宣帝时期的外交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重大的事件，便是联合乌孙打击匈奴，最终实现了匈奴的归附，让边境地区迎来了长久的安宁。

匈奴自武帝时期以来，便一直是大汉王朝的主要边患。虽然武帝时期对匈奴动了多次大规模进攻，重创了匈奴的势力，但匈奴并没有因此灭亡，依然时常南下侵扰大汉的边境。昭帝时期，由于朝廷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没有对匈奴动大规模战争，匈奴的势力有所恢复，对边境的侵扰也更加频繁。

宣帝即位后，随着大汉国力的不断增强，解决匈奴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当时，匈奴不仅侵扰大汉边境，还对西域地区的乌孙国动了进攻。乌孙国是西域的一个大国，与大汉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还曾与大汉联姻（武帝时期曾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国王）。匈奴进攻乌孙，无疑是对大汉权威的挑战。因此，当乌孙国王和解忧公主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请求大汉出兵援助时，刘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刘询任命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以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率领十五万大军，兵分五路，从长安出，北上进攻匈奴。同时，他还派遣使者前往乌孙，命令乌孙国王率领乌孙军队，从西面进攻匈奴，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这场战争，是武帝以来大汉对匈奴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匈奴得知大汉和乌孙联军来袭后，十分恐慌，连忙将牲畜和百姓迁往漠北深处躲避。大汉五路大军虽然没有与匈奴的主力部队正面交锋，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他们追击匈奴军队，斩杀了数千匈奴士兵，还俘获了大量的牲畜和物资。乌孙军队则在匈奴的后方起了猛烈进攻，斩杀了匈奴的右贤王，俘获了匈奴王子、将领和士兵数万人，缴获了牲畜数十万头。

经此一役，匈奴的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元气大伤。他们不仅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和牲畜，还失去了对西域部分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匈奴内部因此生了分裂——匈奴单于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单于之位，互相攻伐，匈奴从此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分。

南匈奴的领是呼韩邪单于，他在与北匈奴的争斗中处于劣势，为了寻求大汉的支持，他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请求归附大汉。刘询得知后，十分重视，他召集大臣们商议，最终决定接受呼韩邪单于的归附。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前往长安，朝见刘询。刘询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他亲自到长安城外的渭桥迎接呼韩邪单于，还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珠宝、丝绸布匹和粮食牲畜。在朝见仪式上，刘询还特地下令，允许呼韩邪单于不用行臣子之礼，而是以“客礼”相待，体现了大汉对匈奴的尊重。

呼韩邪单于归附大汉后，北匈奴的势力更加孤立。后来，北匈奴在与南匈奴和大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西迁，离开了蒙古草原。至此，困扰大汉王朝数十年的匈奴边患，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边境地区的百姓，再也不用遭受匈奴的侵扰，能够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

匈奴问题的解决，也让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畅通。此前，由于匈奴时常袭扰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如今，匈奴归附，边境安宁，商人再也不用担心被匈奴袭击，丝绸之路的贸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大量的大汉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和中亚，甚至远销到欧洲的罗马帝国；而西域的香料、宝石、良种马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大汉，丰富了大汉百姓的生活。丝绸之路不仅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大汉的文化、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西方的文化、艺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大汉，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展。

从昭帝即位到宣帝去世（公元前87年-公元前49年），前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大汉王朝在霍光和昭帝、宣帝的治理下，不仅摆脱了武帝晚年的危机，还实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边境安宁的局面。史书上称这一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刘询在未央宫病逝，享年四十三岁。他在位二十五年，亲政十七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对百姓的关怀，将大汉王朝的复兴推向了顶峰。他与昭帝共同开创的“昭宣中兴”，不仅是大汉王朝最后的辉煌，也为后世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重视民生、整顿吏治、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民族关系，这些举措，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昭宣中兴，就像大汉王朝余晖中的一抹亮色，虽然短暂，却足以照亮历史的长河。它让人们看到，一个经历了动荡和危机的王朝，只要统治者能够吸取教训，顺应民心，励精图治，就依然能够重新焕生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而霍光、汉昭帝、汉宣帝这些历史人物，也因为在这场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成为了后世人们敬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