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里站的末班公交,向来在二十三点五十九分整准时擦着站台边缘滑过。车灯像两枚冷硬的铜钉,扎进我视网膜深处,尾气声轻得近乎不存在——仿佛那不是一辆柴油驱动的铁壳子,而是一段被剪断又重新缝合的旧梦。我数过,整整十三次。十三次站在锈蚀的不锈钢栏杆后,看着它背影融进浓墨般的夜色里,连车尾红灯都未多闪一下。
今晚风很大。初秋的风本该带着桂香与凉意,可这风是干的,刮在脸上像砂纸磨皮,卷起地面积尘时竟不扬灰,只把落叶压成贴地疾行的黑影,簌簌爬过水泥缝。我裹紧那件洗得软的藏青夹克,指节冻得僵,却仍固执地攥着手机——屏幕幽光映出时间:23:58。
就在这秒针将跳未跳的刹那,风,停了。
不是渐弱,不是缓息,是戛然而止。仿佛有一只无形巨掌,从天穹垂落,五指一收,便掐断了整条街的呼吸。梧桐叶悬在半空,纹丝不动;我额前一缕碎垂落下来,凝在眉骨上方,像被琥珀封住的虫。空气骤然稠滞,耳膜嗡鸣,不是尖锐的啸叫,而是沉闷的、类似深海压舱石缓缓沉底的钝响。
然后,灯灭了。
不是跳闸式的“啪”一声全黑,也不是电压不稳的频闪。是吞噬——一种有秩序、有节奏、带着咀嚼意味的熄灭。
最远那盏路灯开始收缩。光晕先是向内坍缩,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嘴含住边缘,接着蜷曲,如活物般扭动、收紧,最后“噗”地一声,不是熄,是“咽”下去了。光没了,连灯罩上残留的余温都瞬间抽空,只剩一个黑洞洞的金属腔体,静静悬在半空。第二盏、第三盏……依次生。光晕收缩、蜷曲、骤暗,动作整齐得令人心悸,仿佛整条街的路灯,不过是同一具躯体上排布的鳞片,此刻正被某种古老而精密的意志,一片片剥落。
我喉结滚动,想吞咽,却觉唾液早已干涸。
转身。
它就在那儿。
墨绿色。老式。车身漆面斑驳,露出底下暗红底漆,像陈年血痂。没有空调外机,没有电子线路板,没有Led滚动屏——只有一扇对开式车门,黄铜拉手泛着幽微油光,门缝里渗出极淡的、类似旧书页受潮霉变的气味。车窗蒙着厚厚一层水汽,不似雨雾凝结,倒像整辆车刚从深井里打捞上来,寒气未散,水珠正从玻璃内侧缓缓滑落,留下蜿蜒湿痕。
我盯着那扇窗。水汽之下,隐约可见模糊人影轮廓——不是乘客,是静止的、端坐的剪影,一排排,齐整得如同祠堂里供奉的牌位。
驾驶座后方,一张泛黄纸片斜贴在玻璃上。纸是宣纸质地,边角卷曲,墨迹洇开,字是毛笔小楷,力透纸背,却透着股阴柔的滞涩感:
“本车只载‘未登记者’。”
我认得这字。
上个月,在城西殡仪馆档案室翻查祖父遗物时,见过一叠泛黄的《梧桐里街道户籍补录手稿》,其中一页批注栏里,便是这同一支笔、同一种墨、同一个转折顿挫的笔锋。那页纸右下角,还盖着一枚朱砂印,印文模糊,但轮廓分明——是一只闭目衔尾的蛇。
我后退半步,鞋跟磕在站台水泥沿上,出空洞回响。
没上车。
我誓,我甚至没抬脚。只是脊椎一僵,瞳孔骤缩,下意识绷紧小腿肌肉,准备后撤——可就在那念头尚未落地的三秒之内,世界被抽走了所有声音、重量与方向感。
没有眩晕,没有失重,没有光影撕裂。
只有一种绝对的、令人牙酸的“置换”感——仿佛我的存在本身,被一只冰冷的手从现实的织物上,用镊子精准夹起,再轻轻按进另一块布料的经纬里。
再睁眼时,我已坐在第三排靠窗位。
座椅是硬质人造革,冰凉刺骨,表面裂开细密蛛网纹,缝隙里嵌着暗褐色污渍,不知是陈年茶垢,还是干涸的血痂。窗外,梧桐里站台的轮廓还在,但灯光全无,连应急出口标识都黯淡如将熄的萤火。站牌上的“梧桐里”三个字,墨色正在缓慢褪去,像被水洇开的墨迹,边缘融化、滴落,在水泥地上积成一小滩不断扩大的、粘稠的黑。
我低头。
左手指关节抵着膝盖,指甲盖泛着青白。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那件藏青夹克,是我上周刚从旧衣市场淘来的,领口内衬绣着“沪纺七厂·1983”,线头都未拆净。
可此刻,口袋深处,指尖触到一张硬物。
抽出。
一张车票。
纸质厚实,非铜版非胶印,是那种老式铅印厂用的特制卡纸,边缘切割粗糙,带着细微毛刺。正面印着极简线条:一辆侧影公交车,车顶弧度低平,车窗窄长如眯起的眼。下方横排四组数字:oooo。
没有票价,没有始站,没有终点站名。
日期栏空白。纯白,像一张等待填入诅咒的契约。
我翻过背面。
蓝黑墨水,钢笔书写,字迹与车窗上那张纸如出一辙,却更显锋利,每一笔末端都拖着细长墨线,仿佛写字的人手腕悬空,以极大克制压抑着颤抖:
“你已上车,勿查终点。”
墨迹未干。
我凑近,鼻尖几乎贴上纸面——一股极淡的、混合着铁锈与陈年松脂的气息钻入鼻腔。指尖蹭过那行字,墨色竟微微反光,像湿漉漉的蛇鳞。
这时,车厢里响起第一声动静。
不是引擎轰鸣,不是报站广播,不是乘客咳嗽。
是“嗒”。
一声极轻、极脆的敲击。
来自我正前方的座椅靠背。
我猛地抬头。
前排座位空着。
可那声音确凿无疑——是硬物叩击人造革的声响,清越,规律,间隔三秒,一下,又一下。
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