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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0章 椅背幽绿的生卒年（第1页）

我是在一阵刺骨的寒意里醒来的。不是冷，是那种从脊椎尾端一寸寸往上爬的、带着铁锈味的阴冷——像有人把冰凉的铜钱塞进了我的后颈衣领，又顺着脊沟缓缓滑落。车厢在晃，但不是惯常的颠簸，而是缓慢、滞重、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拖着，在虚空里一寸寸挪移。我下意识摸向头顶的灯控开关，指尖刚触到塑料面板，啪嗒一声，整节车厢的灯光齐刷刷熄了。不是渐暗，不是闪烁，是斩断般的、绝对的黑。连窗外掠过的站台广告牌那点微光也瞬间被吞没，仿佛这列地铁正驶入一条没有出口的、活体的食道。

黑暗只持续了三秒。

三秒后，幽绿的光浮了起来。

不是亮起，是“浮”——像水底泛起的磷火，无声无息，却带着沉甸甸的湿度。应急灯嵌在车厢顶棚四角，灯罩蒙着薄薄一层灰白霉斑，光线穿过霉层，滤成一种病态的、近乎腐烂青苔的绿。这光不照物，只描边：座椅扶手的弧度、窗框的锈蚀裂痕、对面乘客垂落的手指关节……全都浮在绿雾里，轮廓清晰得诡异，内里却空无一物，像一张张被抽掉血肉、只剩蜡质表皮的面具。

我屏住呼吸，目光扫过左侧一排硬塑座椅。就在那一瞬，我听见了声音——极轻，极细，像指甲在玻璃上反复刮擦，又像干枯的蝉蜕在风里簌簌震颤。不是来自耳畔，是直接钻进太阳穴深处，在颅骨内壁轻轻叩击。

我猛地转头。

所有座椅靠背，全在光。

不是灯管，是刻痕本身在渗光。浅浅的凹槽里，浮出一行行灰白色的字迹，字形瘦硬，笔画边缘微微晕染，仿佛墨汁刚被水洇开，又仿佛是某种活物在皮革与硬塑的夹层里，用爪子慢慢抠出来的。

第一行：

王秀兰1953–1987

字体端正，楷中带隶意，像是老式搪瓷杯上印的厂名。可“1987”后面的破折号，末端微微上翘，像一道未闭合的伤口。

我喉结滚动，手指掐进掌心，强迫自己往下看。

第二行：

李国栋1961–1987

这名字让我心头一跳。李国栋？我小学隔壁班那个总穿洗得白蓝布衫、替老师抄黑板报的男生？他初中就随父母调去东北了……可这字迹，这年份，这幽绿底色里浮出的姓名，像一根冰冷的针，直直扎进我记忆的褶皱里。我下意识摸向裤兜里的旧手机——屏幕还亮着，时间显示：23:47。日期栏却一片模糊，像被水浸透的墨迹，只勉强辨出“1o月”二字。

第三行、第四行……我数得极慢，每一眼都像在掀开一口棺盖。

张素芬1958–1987

周卫东1965–1987

林小雨1972–1987

……

十七个名字。不多不少。

每一个名字后面，生卒年份都如刀刻斧凿，分毫不差：“195x–1987”，而死亡年份后的“1o月17日”，则以更细、更密的小字挤在右下角，像一行不敢声张的注脚。那数字“17”尤其刺眼——两横一竖，竖笔拉得极长，末端收锋处竟有细微的、类似泪滴的墨点悬垂着，在幽绿光里微微反光。

我数到第十六个名字时，胃里突然翻涌起一股酸腐气，眼前黑。我扶住座椅扶手，指腹蹭过冰凉的塑料表面，却摸到一道细微的凸起——不是刻痕，是胶痕。低头细看，扶手上贴着半截褪色的蓝色胶带，胶带边缘卷曲，露出底下一行几乎磨平的铅笔字：“车号：87-1o17”。

87-1o17。

1987年1o月17日。

我浑身血液骤然凝滞。

就在这时，最后一排靠窗的座椅靠背，那片本该空白的深灰色硬塑表面，毫无征兆地浮出第七行字。它比前十六行更淡，更虚，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书写，字形也略显歪斜，仿佛执刀者手腕在抖：

陈默？待补。

“陈默”两个字，是标准印刷体，却偏偏在“默”字右下方，多了一道短促的、未完成的斜划——像写到一半，刀尖被什么猛地拽偏。而那个问号，圆润得过分，像一颗将坠未坠的露珠，悬在“默”字最后一横的尽头。至于“待补”二字，则是另一种笔迹：狂草，潦草到近乎癫狂，墨色浓重如血痂，每个字的末笔都狠狠戳进塑料表层，留下细小的、蛛网状的裂纹。

我死死盯着那“陈默？待补”。

陈默。

是我。

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我工牌上的名字。我母亲临终前攥着我手腕、一遍遍念叨的名字。

可我生于1992年。

我从未在1987年存在过。

我踉跄后退，后背撞上冰冷的车门。门缝里漏进一丝风，带着地下隧道特有的土腥与铁锈混合的浊气。就在这风拂过耳际的刹那，我听见了——不是声音，是“感觉”：十七个名字，同时在我颅内轻轻共振。不是读音，是笔画在震动。王秀兰的“兰”字草头三点，李国栋的“栋”字木字旁，张素芬的“芬”字草字头……它们像十七根细弦，被同一阵阴风拨动，在我脑髓深处嗡鸣。嗡鸣声越来越响，渐渐叠合成一个低沉、浑浊、带着金属摩擦感的男声，一字一顿，碾过我的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