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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7章 主忠信徙义而后不惑（第1页）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论语·颜渊》篇中，子张问崇德、辨惑，孔子以简洁而深邃的话语作答：“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短短数语，浓缩了儒家关于道德修养与心智清明的核心智慧，如同穿越千年的精神灯塔，为后世无数求道者指引着立身行事的方向。在快节奏、多诱惑、价值多元的当下，重读这段对话，细细揣摩“主忠信”的立身根基、“徙义”的修身路径，审视“爱恶交织”的惑乱之境，愈能体会到其中跨越时空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子张作为孔子晚年弟子，以勇武有志、性情刚直着称，却也难免因偏激而陷入心智迷茫，他的问，本质上是对“如何提升德行、如何保持心智清明”的终极探寻，而孔子的回答，则为这份探寻给出了直指根本的答案，值得我们反复品读、躬身践行。

崇德，即尊崇道德、提升德行，是儒家修身思想的核心目标。在孔子看来，德行的提升并非虚无缥缈的空谈，而是有着明确可依的路径，而“主忠信”便是这条路径的根基。“主”，以之为核心、为根本，意为将忠信作为立身行事的主导原则，时刻坚守、不可动摇；“忠”与“信”，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儒家伦理体系中最基础也最核心的道德规范，是人格塑造的基石，也是人与人、人与事相交相处的底线。

一、主忠信：崇德之根基，立身之根本

（一）忠：尽心守道，赤诚无伪

提及“忠”，后世多将其狭隘解读为“愚忠”，即对君主或上级的绝对服从，这实则是对儒家“忠”道的误解与扭曲。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忠”的内涵更为宽泛而本真，《说文解字》释“忠”为“敬也”，段玉裁注曰：“尽心曰忠。”真正的忠，是内心的恭敬与专注，是对自身良知的坚守，是对所事之事、所交之人的尽心尽责、赤诚无伪。它无关身份地位，不分对象亲疏，而是一种贯穿于日常言行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自觉。

对己而言，“忠”是对初心与本心的坚守。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颠沛流离、困厄险阻，曾在陈蔡之间被围困七日，粮食断绝，弟子们或面露饥色、或心生疑虑，甚至有人质疑孔子的学说是否可行，而孔子依旧弦歌不辍，向弟子们阐述道义的重要性，坚守“克己复礼为仁”的理想，从未因境遇困顿而妥协退让。这种对理想的执着、对本心的坚守，便是对自身最大的“忠”——忠于道，忠于心，忠于自己所秉持的价值准则。正如孔子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份不可夺的“志”，便是“忠”的内核，是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对人而言，“忠”是为人谋事的尽心尽责。曾子每日自省：“为人谋而不忠乎？”这里的“忠”，便是在为他人谋划事情时，是否竭尽全力、不存私心，是否做到了坦诚相待、毫无保留。这种“忠”，不是盲目迎合他人的需求，而是基于道义的真诚相助。春秋时期，赵襄子手下有一位大臣名为豫让，他曾效力于智伯，智伯对其礼遇有加、信任备至。后来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多次刺杀赵襄子，即便被擒，也只求划破赵襄子的衣服以象征性地完成复仇，最终自刎而死。豫让的行为，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却生动诠释了“为人谋而忠”的极致——对知遇之人的赤诚相待，对恩情的坚守不渝。在当下的人际交往中，这份“忠”依旧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朋友相交，忠在坦诚相待、患难与共，而非虚情假意、趋炎附势；与同事共事，忠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而非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为人子女，忠在孝顺恭敬、尽心赡养，而非冷漠疏离、忘恩负义。

对事而言，“忠”是对责任与使命的郑重践行。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平凡岗位，这份“忠”都体现为对所从事之事的敬畏与专注。古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刘备托孤之重，辅佐后主刘禅，殚精竭虑治理蜀汉，即便明知蜀汉国力薄弱、北伐艰难，也始终坚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使命，直至病逝五丈原，用一生践行了对刘备的承诺，也诠释了“忠”的深刻内涵。今有无数基层工作者、医护人员、边防战士，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为了群众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默默奉献、无怨无悔。他们不计名利、不畏艰难，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职业的忠诚、对社会的责任，这份“忠”，无关轰轰烈烈，却于细微处彰显着人性的光辉。

真正的“忠”，从不意味着盲目服从与妥协，而是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做到尽心、尽力、尽诚。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行事，不固执一端，不盲目附和，唯以道义为准则，这份“忠”，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忠诚，是植根于内心良知的道德自觉，而非外在的强制约束。

（二）信：立身之基，一诺千金

如果说“忠”是对内的坚守与赤诚，那么“信”便是对外的承诺与担当。“信”，即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是儒家伦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维系关系的前提。孔子极为重视“信”，曾多次强调“信”的重要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就如同车子没有輗軏一样，无法前行，更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信”的核心，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说出的话就要兑现，做出的承诺就要践行，不欺人、不欺心，始终保持内心的真诚与外在言行的统一。古人重“信”，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佳话。商鞅变法之时，为取信于民，在城门外立木为信，承诺有人能将木柱搬到北门，便赏五十金。起初百姓纷纷围观，却无人敢尝试，直到有一人壮胆搬木至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如数赏钱。这一举措，迅树立了官府的信用，也为变法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商鞅坚守“信”的原则，才让新法得以深入人心，最终使秦国国力大增，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根基。反之，若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动摇自身立身的根基。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用国家信用换取一时欢愉，最终当犬戎来犯、烽火再燃之时，无人再相信他的求救信号，最终国破人亡，留下了千古笑柄。这一正一反的案例，深刻诠释了“信”对个人、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信则立，不信则废。

“信”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准则，更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修养。它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便全力以赴；要求我们在与人相处时，坦诚相待、不欺不诈，始终保持真诚的态度。在人际交往中，信任的建立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摧毁信任却只需一瞬间。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自然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赖，从而收获真挚的友情、稳固的事业；而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即便一时能凭借虚伪获得利益，最终也会被众人所唾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当下这个快节奏、高流动性的社会中，“信”的价值愈凸显。无论是商业往来中的契约精神，还是人际交往中的真诚相待，亦或是社会运行中的信用体系，都离不开“信”的支撑。商业活动中，坚守信用、履约尽责，才能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实现长远展；人际交往中，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才能建立真挚的情感联结，收获长久的友谊；社会治理中，健全信用体系、坚守信用原则，才能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反之，若失信成风，人与人之间便会充满猜忌与隔阂，商业活动便会陷入混乱，社会运行便会遭遇阻碍。

儒家所倡导的“信”，并非毫无原则的盲从，而是与道义相结合的诚信。正如孔子所言：“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若是不顾道义，盲目坚守不符合情理的承诺，便是固执的小人之举。真正的“信”，应当以道义为前提，在坚守信用的同时，不违背道德准则，做到“信而义”。例如，若是承诺他人做一件违背道义、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便不应盲目兑现，而是要坚守道义，及时纠正错误，这并非失信，而是对更高层次“信”的坚守——对良知与道义的诚信。

（三）忠信相依：德行修养的双重基石

“忠”与“信”，并非相互孤立，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忠”是“信”的内在根基，只有内心坚守忠诚、赤诚无伪，才能对外做到诚实守信、言行一致；“信”是“忠”的外在体现，一个人是否真正做到忠诚，往往通过其言行是否守信来彰显。没有“忠”的支撑，“信”便会沦为虚伪的客套与欺骗；没有“信”的践行，“忠”便会成为空洞的口号与自我标榜。

纵观古今，那些被世人敬仰的君子，无不兼具忠信之德。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初心，对国家忠诚、对百姓负责，推行庆历新政，力图挽救北宋的统治危机，即便遭遇贬谪，也始终坚守初心、心系天下，这便是“忠”；他为人正直、诚实守信，与人相交坦诚相待，为官清廉、不徇私情，始终以真诚与担当赢得世人的尊重与信赖，这便是“信”。正是因为兼具忠信之德，范仲淹才能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其精神也才能穿越千年，依旧激励着后人。

在日常修身中，坚守忠信，便是要从细微之处做起，时刻自省自察。与人交谈时，是否坦诚相待、不欺不诈；做出承诺时，是否量力而行、尽力兑现；为人谋事时，是否尽心尽责、不存私心；面对诱惑时，是否坚守初心、不违道义。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选择，实则是滋养忠信之德的土壤，唯有在日复一日的践行中，才能让忠信成为深入骨髓的品质，为德行的提升奠定坚实的根基。

孔子将“主忠信”作为崇德的要路径，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忠信是人格的基石，是一切道德修养的起点。一个人唯有先做到忠信，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德行，成为有修养、有境界的君子。反之，若背离忠信，即便拥有再高的才华、再多的财富，也终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获得真正的尊重与长久的立足。

二、徙义：崇德之路径，向善之践行

如果说“主忠信”是崇德的根基，那么“徙义”便是崇德的核心路径。“徙”，即迁移、趋向，“徙义”意为主动向道义靠拢，自觉遵循道义的准则，在言行举止中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使自身的行为始终与道义保持一致。孔子认为，仅仅坚守忠信还不够，还需主动趋向道义，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对道义的认知与践行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德行的升华。

“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根本标准，也是君子行事的最高准则。何为“义”？《说文解字》释“义”为“己之威仪也”，段玉裁注曰：“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也。”简言之，“义”便是适宜、合宜，是在特定情境下符合道德准则、兼顾他人与社会利益的行为选择。与“利”相对，“义”强调的是越个人私利的价值追求，是对公共利益、道德准则的坚守。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道义为追求，小人以私利为目标，这便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

（一）徙义：主动向善，修正自心

“徙义”的核心，在于“主动”二字。它并非被动接受道义的约束，而是内心自觉产生向善的意愿，主动向符合道义的行为靠拢，不断修正自身的思想与言行。这种主动向善的过程，便是德行不断提升的过程。

古人常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来诠释徙义的内涵。看到他人的贤德之举，便主动向其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看到他人的不足与过错，便反思自身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及时加以修正。这种时刻自省、主动向善的态度，正是徙义的具体体现。东汉名臣杨震，为人正直、廉洁奉公，素有“四知先生”之称。他在担任东莱太守时，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举荐的官员。深夜，王密怀揣十斤黄金前来拜访，想要报答杨震的举荐之恩，并表示“暮夜无知者”。杨震却严词拒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难当，只好狼狈离去。杨震的行为，便是对“义”的坚守，他始终以道义为准则，不被私利所诱惑，主动拒绝不符合道义的行为，用自身的践行诠释了徙义的真谛。

徙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克服私心、越自我的过程。人皆有私心杂念，难免会被利益、欲望所诱惑，而徙义，便是要在这些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动摒弃私心，选择符合道义的行为。战国时期，孟子曾与公孙丑讨论“不动心”与“浩然之气”，强调君子要坚守道义，不被外界的诱惑与困境所动摇。这种“不动心”，并非麻木不仁，而是在明确道义准则后，主动约束自身的欲望，始终坚守初心。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当生命与道义生冲突时，主动舍弃生命而坚守道义，这便是徙义的最高境界，也是德行升华的极致体现。

在当下的生活中，徙义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身处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金钱、名利、地位等诸多欲望时刻考验着我们的内心，稍有不慎，便可能偏离道义的轨道。而徙义，便是要我们在这些考验面前，保持内心的清醒与坚定，主动向道义靠拢。面对利益诱惑时，坚守底线、不贪不占；面对不公之事时，挺身而出、主持公道；面对他人困境时，伸出援手、乐于助人。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都是徙义的具体践行，都是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提升自身德行的过程。

（二）义利之辨：徙义的核心命题

要真正做到徙义，就必须厘清义与利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义与利，并非绝对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儒家并非否定利的存在，而是强调要“以义制利”，让利益的追求服从于道义的准则，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承认人对富贵的追求是正常的欲望，但强调获取富贵必须遵循道义，若违背道义，即便能获得富贵，也不应接受；同样，摆脱贫贱也需遵循道义，不能为了摆脱贫贱而不择手段。这种观点，既尊重了人的正常欲望，又为欲望的追求划定了道德底线，体现了儒家义利观的理性与辩证。

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冲突时常出现。例如，在商业活动中，有些商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制假售假、偷税漏税，损害消费者与社会的利益，这便是典型的“见利忘义”；而有些商家则坚守诚信经营、合法合规的原则，即便短期内利润受损，也始终坚守道义，最终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长远的展，这便是“以义制利”的典范。前者虽能获得一时之利，却因背离道义而难以长久；后者虽看似舍弃了部分短期利益，却因坚守道义而收获了更持久的价值。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对个人价值追求的拷问。是将私利置于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是将道义置于位，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追求合理的利益。答案不言而喻。真正的君子，始终以道义为准则，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始终坚守义的底线，做到“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这种价值追求，不仅能让个人获得内心的安宁与他人的尊重，更能推动社会的良性展。

（三）忠信与徙义：崇德的双重保障

“主忠信”与“徙义”，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方面，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崇德的完整路径。“主忠信”为徙义提供了内在的道德支撑，只有内心坚守忠信，才能在向道义靠拢的过程中保持真诚与坚定，不流于形式、不陷入虚伪；“徙义”则为忠信提供了外在的践行方向，只有主动向道义靠拢，才能让忠信的品质在具体的言行中得以体现，不断丰富与提升忠信的内涵。

一个人若只讲忠信而不徙义，便可能陷入固执与盲从，甚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例如，若是对一个品行不端的人盲目忠诚，对其违背道义的行为一味纵容，这种“忠信”便失去了道德的价值，反而会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反之，若只讲徙义而不讲忠信，便可能流于空谈与虚伪，所谓的“向道义靠拢”也只是表面文章，难以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只有将忠信与徙义相结合，以忠信为根基，以徙义为路径，才能在修身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不断提升自身的德行境界。

孔子一生，便是忠信与徙义的完美践行者。他坚守对道义的忠诚，对天下百姓的责任，这便是“主忠信”；他周游列国，推行仁政，主动向符合道义的方向努力，不断修正自身的言行与学说，这便是“徙义”。正是因为兼具忠信之德与徙义之行，孔子才能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才能影响后世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

在当下的修身实践中，我们既要坚守忠信的底线，做到真诚待人、守信做事，不欺人、不欺心；也要主动践行徙义的要求，时刻以道义为准则，见贤思齐、自省自察，不断修正自身的思想与言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德行的提升，成为有修养、有境界、有担当的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守初心、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