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
祁同伟坐在书房里。他拨出去之前,在通讯录里高育良的名字上停了几秒。
不是犹豫。
是在组织措辞。
电话响了三声。
“同伟。”
高育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点沙。像是刚从什么会议上脱身。
“老师。”
祁同伟的语气很规矩。二十年了,不管他的官做到多大,在高育良面前叫的永远是老师。
“最近林城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处理得很好。”
高育良的表扬点到即止,没有展开。这是他的习惯。多一个字都嫌浪费。
“老师,明天方不方便再来林城坐坐?我家里。小聚。”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按理说,他刚刚去了林城,祁同伟要是有事情找他,也应该是祁同伟过来岩台。
但祁同伟又提出让他去林城,高育良想到上次在祁同伟家里碰到赵立春,心里不由得一热。
高育良没有立刻回答。
祁同伟听到那边有翻动纸页的声音。大概在看日程。
“就我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师母不用来。”
这句话不是客套。
是定性。
上次祁同伟也是这么说的。
高育良又沉默了两秒。
“好。明天下午我过去。”
“我让书语去高口接您。”
“不用。我自己开。”
电话挂了。
祁同伟把手机放在桌上。
他拉开抽屉。
抽屉的最里层,压在一沓文件底下,是一个防潮袋。袋子里装着一叠照片。
他没有打开。
他知道里面是什么。
三年前在省检察院档案室翻拍的那份西德技术合作协议。
吴惠芬的签名。个人担保。
他把防潮袋原样放回去。抽屉合上。
桌上还摆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明信片在里面。
他用手指弹了一下信封的边角。纸质很普通。市文具架上两块钱一包的那种。
寄信的人很谨慎。
或者说,很刻意地表演谨慎。
——
第二天下午两点四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