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樟木大队即将被擢升为与“大庆”、“大寨”并列的全国性榜样,这个消息如同滚烫的油锅里溅入了一滴水,在整个高岭县乃至更广的范围内,激起了剧烈的反应和连锁的波澜。
樟木大队内部自不必说,从干部到普通社员,再到下乡知青,人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近乎亢奋的荣光。走在田埂上,腰杆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干起活来,吆喝声格外响亮,锄头挥得虎虎生风。那种“我们是全国典型”的自豪感,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劳动热情,仿佛每个人都成了这出时代大戏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必须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史无前例的检阅。
有趣的是,这种“与有荣焉”的情绪,并不仅仅局限在樟木大队的边界之内。那些与樟木大队地理位置邻近、平日往来密切的兄弟大队,如杏花大队、金树大队、南塘大队,也都觉得脸上有光,仿佛这荣耀的光辉,也透过地缘的亲近,稍稍照耀到了他们头上。他们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用一种最直观、最富时代特色的方式,表达着这种“攀附”与“共荣”的心情。
不过一两天功夫,这几个大队部门口的显眼位置,或者进入大队的主要路口,就纷纷拉起了鲜艳的红布横幅,上面用醒目的白色或黄色大字书写着标语:
杏花大队挂出的是:“樟木、杏花心连心,携手共创美好前程!”
金树大队的横幅上写着:“学习樟木好榜样,革命道路并肩闯!”南塘大队则打出:“南塘紧跟樟木步伐,共同开启精彩征途!”
标语的内容或许有些雷同,口号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直白与热情,但其中蕴含的意图却再明显不过——急切地想与樟木大队这个冉冉升起的“明星”绑定在一起,借此提升自身在上级眼中的分量和存在感。
这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在高岭县范围内,许多与樟木大队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大队,也开始挖空心思,寻找各种或真或假的关联,试图和樟木大队“攀上关系”。有的是强调历史上某个水利工程是一起修的,有的则说两大队的民兵曾联合演练过。这种攀附,在基层的舆论场和私人交往中,体现得更为生动。
有些并非樟木大队,甚至并非粮山公社的社员,在酒桌上几杯烧酒下肚,吹起牛来,也会不自觉地带上一句:“嘿,你知道现在最红火的樟木大队不?那个刘正茂,我跟你说,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家到他们樟木大队,拢共就隔了六十里地!”语气里颇有些“我也算沾点边”的得意。
同桌的人若是不服,或许就会反唇相讥:“六十里也好意思说?我家到樟木大队,才四十五里!比你还近着一截呢!”仿佛这地理距离的远近,竟成了衡量与荣耀中心亲疏的一把标尺,令人啼笑皆非。
对于外面这些纷纷扰扰、花样百出的“攀亲”行为和舆论热潮,身处风暴眼的刘正茂并不关心,也无暇理会。从回家的第二天下午起,他就迅从接踵而至的拜访、会议和各方关注中抽身,将绝大部分精力,重新投入到最为务实、也关乎樟木大队长远根基的“配套厂”筹备工作中。他深知,再多的荣耀和宣传,最终都要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展上,否则便是空中楼阁。
早在去京城觐见之前,刘正茂和支书郭明雄就已经专程跑过一趟上海,对可能的设备供应商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接洽。回来后,基本确定了采购意向。除了最关键、也最棘手的橡胶配件原料——生胶——尚无着落之外,其他如轴承、钢材等二级配套的供应渠道,也有了眉目。
人员架构方面,刘正茂的思路很清晰。技术骨干和管理层,将以高岭县本地知青和来自潭城的知青为主,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接受新事物快。同时,计划从附近几个关系较好的大队,招收一部分初中学历以上、年轻力壮的社员作为一线工人补充。但在最关键的管理岗位和技术核心岗位上,刘正茂的态度异常坚决:必须逐步培养、大胆使用樟木大队本地的社员。他有着更深远的顾虑——再过一年,恢复高考已成定局,届时必定会有一部分知青通过考试离开。他必须从办厂之初,就避免将来因核心知青流失而导致生产陷入停顿的风险。他要办的,是一个真正扎根于樟木大队、能自主运转的集体企业。
在刘正茂的统筹安排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刘子光即将再次启程赴上海,负责具体的设备采购和运输事宜。他虽然比刘正茂年长几岁,但在跑业务、对外联络方面,几乎是刘正茂手把手带出来的,堪称“亲传弟子”,做事稳重,值得信赖。刘正茂将上海的联系方式和住处地址都交代给了他。
配套厂未来的厂长罗智强,则负责留守,主抓人员培训和基建。眼下设备未到,从外地聘请的退休技术员也尚未到位,培训工作无法深入开展。罗智强便组织已经招录进来的知青和本地青年,集中学习刘正茂草拟的工厂管理规章、安全制度和简单的机械原理,同时,让他们全部投入到配套厂厂房和附属设施的基建劳动中,既加快了建设进度,也增强了归属感。
将相对容易处理的事情一一安排妥当后,最后,也是最难啃的骨头——橡胶配件的原料问题,再次摆到了刘正茂面前。没有这个关键小部件,整个脚蹬产品就无法完成。
刘正茂决定亲自出马。他带上罗智强,专门跑了一趟市橡胶制品厂。该厂的书记和厂长早已在广播和报纸上听闻了刘正茂和樟木大队的大名,接待规格极高,不仅热情陪同参观车间,最后更是执意要在市里有名的国营饭店摆下一桌酒席。
酒桌上,气氛热烈。厂长、书记轮番敬酒,言语间充满了对合作的渴望。但几轮酒过后,当刘正茂具体问及橡胶配件供货的可能时,那位五十多岁、面容敦厚的书记端着酒杯,脸上露出了极为难的神色。他凑近刘正茂,压低声音,非常恳切地解释:
“刘副大队长,不瞒您说,我们厂上下,做梦都想给咱们省自己树起来的全国典型做配套!这是光荣任务!可是……”他重重叹了口气,“难处不在技术,也不在我们不想干,实在是因为没有‘生胶’配额啊!这生胶是国家严格控制的战略物资,咱们省又不产这个,每年的指标就那么一点,重点保障军工和大厂都不够。您看这样行不行,这顿饭吃完,我回去马上就给市轻工局打紧急报告,专门为你们樟木大队配套项目申请生胶指标。但是……丑话说在前头,这事难度太大,市轻工局恐怕也……无能为力。这里,我先敬您一杯,算是……赔罪了。”说罢,书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神情满是无奈。
话说到这个份上,态度又如此诚恳,刘正茂完全理解对方的难处。这并非推诿,而是体制和资源困境的真实反映。但书记这番话,也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刘正茂的思路——问题的核心卡在“生胶”这种原材料上,而不是橡胶厂的生产能力。
“书记同志,”刘正茂放下筷子,若有所思地问,“按您的意思,如果我们樟木大队自己能想办法搞到生胶,送到你们厂里,你们就能帮我们加工成需要的橡胶件,是吗?”
书记闻言,眼睛猛地一亮,仿佛看到了希望,立刻拍着胸脯保证:“刘同志!您要是真能搞来生胶,哪怕只有一部分,我们厂保证第一时间安排生产线,优先给你们加工!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保质保量,分分钟开工!价格也绝对给你们最优惠的!”
“不一定能成,但我可以试试看。”刘正茂没有把话说满,但心里已经迅锁定了一个方向——彩云省。那里有天然橡胶产区。他想到了在彩云省农场认识的那位满书记。看来,必须尽快跟那边联系一下,探探门路了。
回樟木大队的吉普车上,窗外田野飞逝。刘正茂对身旁的罗智强交代:“我回去就尽快联系彩云省农场那边。如果那边有希望提供生胶,或者有可靠的渠道,下一步,恐怕就得辛苦你跑一趟彩云省了。”
罗智强虽然被任命为厂长,但除了下乡,从未出过远门,一听要去那么遥远、听起来充满神秘色彩的彩云省,心里不禁有些虚,迟疑地问:“刘哥,就……就我一个人去吗?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刘正茂看出他的紧张,宽慰道,“我会安排几个对那边情况比较熟悉的同志陪你一起去。你的任务,主要是代表我们大队,与对方办理正式的手续,接洽具体事务。”
罗智强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心头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对未知远方的隐约畏惧,却丝毫未减。他知道,这趟可能成行的远差,将是配套厂项目,也是他个人面临的第一次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