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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7章 接见（第1页）

一家三口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抵达目的，刚走出车厢，就见站台尽头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车身上的红漆五角星在白炽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刘圭仁攥着衣角的手微微出汗，华潇春则紧紧跟在儿子身后，眼睛里既藏着对这里的好奇，又裹着几分局促。等刘家人和王扬都上了车，司机踩着油门，车子平稳地驶出站台，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出规律的“哐当”声。

“同志，您好，”刘正茂忽然想起什么，探身看向驾驶座，“我们托运的礼物还在邮运车厢呢！”他怕接站的人不知情，特意加重了“礼物”两个字——那可是要献礼的东西，半点马虎不得。

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小同志放心，已经有人专门去处理了，都是按流程来的，错不了。你们坐了一路火车，辛苦了，先去酒店歇脚。”他的语气客气又笃定，像颗定心丸，让刘家人悬着的心落了半截。

车子穿过几条街，最终停在一栋灰砖红顶的建筑前，门楣上“远东宾馆”四个铜字擦得锃亮。这里离广场不到一公里，站在二楼客房的窗前，能隐约望见远处飘扬的红旗在风里舒展。有关部门的安排细致入微，给他们留了三间相邻的客房：刘圭仁和华潇春一间，里面摆着一张带雕花的木床和两个掉漆的木柜，墙角的暖水瓶冒着丝丝热气；刘正茂和王扬各住一间单人房，陈设简单却干净。

接站的司机帮着办完入住，把沉甸甸的黄铜钥匙和印着“就餐券”字样的纸片交到刘正茂手里，特意叮嘱：“刘同志，您和伯父伯母先在屋里歇着，别往外跑，随时等着通知——接见的时间说不准，得看老人家的状态。”

“您放心，我们一定守着，绝不乱跑。”刘正茂连忙应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现在是1976年7月，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接见必然要遵医嘱，挑精神好的时候，急也没用。

第二天上午，王扬出去办事了，宾馆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麻雀的扑棱声。刘圭仁坐在藤椅上看报纸，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时不时用手指点着版面，嘴里念念有词；刘正茂则靠在床头，翻着带来的《樟木大队社会主义新农村愿景计划》，字里行间都是这两年的心血。唯独华潇春坐不住，她不识字，又总琢磨着见了大人物该说啥，一会儿拽拽刘正茂的袖子问：“正茂啊，见面时该先鞠躬还是先握手？”一会儿又摩挲着身上的蓝布褂子嘀咕：“这件是不是太旧了？会不会失了礼？”

刘圭仁摘下老花镜，笑着拍了拍她的手：“瞎琢磨啥？咱们是实在人，实诚就好。”刘正茂也放下计划，给她倒了杯热水：“妈，不用紧张，就跟平时说话一样，想说啥说啥，老人家最待见实在话。”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哄得华潇春脸上的褶子都舒展了些。

中午时分，王扬踩着饭点回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色：“正茂，有个好消息——江南省革委的第一大佬，下班后要过来看看你们。”

刘正茂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位江南省第一大佬这段时间一直在这，更清楚再过几个月，对方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那是足以写进史书的喜讯。但这事像块烧红的烙铁，只能死死攥在自己手里，对谁都不能讲，哪怕是亲生的爹娘同样如此。

他忽然想起来这里前老王的嘱咐。那天夜里，老王坐在煤油灯旁，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正茂，到了那里后，要是有机会，想法见见那位改革大佬，把你的《愿景计划》交给他——那才是懂农村、懂庄稼人的主儿，你的想法在他那儿，才能真正生根芽。”可他算什么？不过是樟木大队一个年轻的副大队长，在这藏龙卧虎的地方，连递话的门路都没有。再说了，这年头讲究“组织安排”，哪能由着自己瞎提要求？那想法就像颗种子，刚冒芽就被他按进了土里。

晚饭后没多久，楼道里传来沉稳的脚步声。刘正茂赶紧迎出去，就见王扬陪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来，布鞋上沾着些尘土，袖口磨得亮——正是江南第一大佬。“圭仁同志，潇春同志，”他一进门就握住刘圭仁的手，掌心粗糙得像老树皮，“路上累着了吧？住得还习惯不？”

华潇春手忙脚乱地要去倒水，被大佬按住：“坐着坐着，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他坐在刘正茂搬来的板凳上，身子微微前倾，目光落在刘正茂身上：“正茂同志，听说你们樟木大队搞得不错，给我讲讲？”

刘正茂知道这位大佬向来不喜欢虚头巴脑的话，干脆打开带来的帆布包，掏出一沓照片：“您看，这是我们大队新旧学校对比，以前孩子们在土坯房里上课，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是新修的微型电站，既可以电解决部分照明问题，也是来访市民的参观景点；还有这张，是知青和社员一起在队办工厂生产的场面，社员知青现在每天的工作情绪饱满，收入可观，工余还有时间参加精神文明的学习！”

他边说边翻照片，指尖划过孩子们在教室里读书的笑脸，划过仓库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粮袋，语气里都是掩不住的自豪：“我们最初就想着，让社员们能吃饱穿暖，让娃娃们能念书，所以搞了杂交水稻，办了工厂，修了路——一步步来，现在差不多能看到点模样了。”

其实，大佬早就看过江南省递上来的资料，里面不仅有《愿景计划》的全文，还有亩产多少、收入多少的数字。可那些冰冷的铅字哪比得上眼前这一张张鲜活的照片？哪比得上刘正茂眼里的光？他听得专注，时不时点头：“杂交水稻亩产具体多少？知青的口粮够不够？”

“亩产比以前多了近六成的产量，”刘正茂答得干脆，“知青的口粮按社员标准分，还额外给他们加了点细粮，毕竟城里来的娃，刚开始吃不惯粗粮。”这些话都掏自心窝子，没有半句虚的，听得第一书记频频点头：“好，好，实在，不糊弄。”

聊完大队的事，大佬话锋一转，看向刘圭仁：“圭仁同志，听说你在马日事变时帮过革？给我讲讲当时的事？”

刘圭仁的手猛地攥紧了衣角。来

这前，省里的同志来家里问过好几回，还写了份“标准答案”，让他背得滚瓜烂熟——里面把他写成了“心向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可他知道，自己没那么勇敢。

他沉默了片刻，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那时候我就是个做豆腐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做两担水豆腐、一筐香干。一担送城里熟人的店，另一担得撑小木筏子送过江，到三叉矶码头的菜店——那筏子小得很，晃悠得厉害，刮风下雨时，吓得腿肚子转筋。”

“那年北伐到了江南省，城里到处是红旗，南门外天天有人演讲。我因每天起太早，上午送完豆腐困得要命，本不想听，可那天听见演讲的人说的是潭城话——跟我老家一个调调，就站在旁边听了听。”他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像是想起了当年的光景，“那女同志讲得真好，说要让穷人过好日子，不用再受地主的气。就这样我听了几天，觉得这话在理，就想帮点忙。可我没钱啊，只能多做了些香干，偷偷送去给他们——香干耐放，能当菜。”

“接待我的就是那个说潭城话的女同志，大家都叫她李同志，真名不知道。”他叹了口气，“谁想到好景不长，事变一闹，城里到处抓人，风声紧得能掐出水来。我给他们送过香干，心里直打鼓，夜里总梦见被人捆走。”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低了些，带着几分当年的惶惑：“就在这时候，李同志找上门，说要借我的筏子过江，有几个同志得赶紧走。我当时吓得浑身抖——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啊！我犹豫了快一袋烟的功夫，看着她眼里的急劲儿，心想她们也是为了大家才冒险，就咬着牙应了。”

“那天后半夜，我们几个人撑着筏子，记得当时水流湍急，筏子在江里绕了好几个弯才到对岸。送完回来，我在家躲了三天，门都不敢出，听见狗叫就心惊肉跳。”他抬起头，眼里没有半分“英雄”的豪迈，只有普通人的胆怯与最终的抉择，“哪像资料里写的那样‘？就是……就是觉得该帮一把。”

大佬听完刘圭仁对当年往事的回忆，目光转向身旁的随从。那随从会意，手里握着钢笔，在笔记本上快记录着，随后微微点头，表示已将关键信息悉数记下。

见随从确认记录完毕，大佬才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对刘圭仁说：“老刘同志，在当时那种恐怖笼罩的环境下，你能挺身而出，做出这样的义举，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顿了顿，又问，“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是在什么时候才知道那位女同志的真实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