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姓朱。请教!”
“我姓宓,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哪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二万多两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沮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账跟流水账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七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账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灼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阿章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大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扬,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他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忙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喔,毛先生请里面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