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拦了那么多年,把自己拦进了坟墓,她该做的还是做了,该吃的黄豆还是往我嘴里塞了。一个人的固执,不是另一个人用生命就能拦得住的。
窗外开始下雨了。
不是那种倾盆大雨,是春天的细雨,蒙蒙的,像是有人在天上洒了一把细盐,落在玻璃上,凝成小小的水珠,一颗一颗的,亮晶晶的。
步行街上的人开始跑起来,找地方躲雨。
那个卖气球的老人不知道从哪里又冒了出来,他攥着那把气球,跑的姿势有些滑稽,像一个笨拙的木偶。黄色的气球被雨打湿了,颜色变得更深了一些。
我把手机放下,拿起了桌上那杯凉透了的豆浆。
不是给我自己喝的。
是我爸留下的那杯。
我端着那杯豆浆,走到垃圾桶旁边,慢慢地,一滴不漏地倒掉了。白色的液体流进黑色的垃圾袋里,出细细的声响,像叹息。
然后我走回座位,给我姐了一条消息。
“姐,晚上我想喝粥。白粥,什么都不加。”
她秒回了:“好。”
我看着那个字,忽然笑了一下。
窗外的雨还在下。
步行街上的人渐渐稀疏了。一个穿红色雨衣的小孩踩着一个水坑,水花四溅,他笑得很大声。他的妈妈在后面追,嘴里喊着什么,应该是“别踩水坑会感冒”之类的话。但小孩不听,踩了一个又踩一个,妈妈终于追上他了,一把抱起他,小孩在她怀里笑得浑身打颤。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不是声嘶力竭。就是一个字,一滴泪。
一滴,接着一滴,无声地、克制地、像春雨一样落在手机屏幕上,落在那个“好”字旁边,把屏幕弄得一片模糊。
我伸手把眼泪擦了,又擦了屏幕。
手机屏幕干净了,那个“好”字清清楚楚地亮着。
好。
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吧。
只是不是现在。
我妈真正出现在我面前,是搬出来之后的第十二天。
那天下午没课,我在房间里整理书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块明亮的长方形,灰尘在光柱里慢慢地飘,像极了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
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快递,开门的时候还在想最近没买东西。
门打开,我妈站在外面。
她瘦了很多。不是“看起来清减了”那种瘦,是那种不正常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的瘦。颧骨高高地凸出来,下巴尖得像刀削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两只眼睛嵌在里面,显得大得不真实。
头没怎么打理,随便扎在脑后,碎乱糟糟地支棱着。穿着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深灰色外套,大了一号,空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
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
我们就那样隔着门槛对视了大概五秒钟。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出声音,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嘴一张一合地翕动着。
“妈给你炖了点汤,”她终于说出了声,声音沙哑得不像她,“白萝卜排骨汤,没有黄豆,什么都没有放。你看,妈把保温袋打开了,你检查一下。”
她蹲下来,拉开保温袋的拉链,把里面那个保温桶拿出来,揭开盖子。白萝卜和排骨的香气飘出来,确实是纯粹的、干净的、没有任何豆腥味的汤。
“妈不进去,妈就给你送个汤。”她把保温桶放在门槛上,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你趁热喝。”
她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没有看我。
我低头看着门槛上那个保温桶。白色桶身,蓝色盖子,盖子上面印着一朵褪色的花。它静静地蹲在那里,像一个小心翼翼的、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收留的东西。
然后我想起了很多个类似的场景。
六岁。她端着豆浆站在我床边,说“喝吧,是牛奶”。
九岁。她把一小碟麻婆豆腐推到我面前,用筷子头点着豆腐说“就尝一口”。
十三岁。黄豆炖猪蹄的汤汁从我的嘴角溢出来,沾在我新换的白色校服上,她拿纸巾帮我擦,嘴里说“没事,多试几次就好了”。
十七岁。我趴在地上,嘴里吐出来的血在米白色的地砖上洇开,她尖叫,她哭,她是真的怕了。
那一瞬间,所有这些年积累下来的委屈、愤怒、不解、疼痛,像决堤的水一样冲出来。我的喉咙紧,鼻子酸,眼眶烫得厉害。
我弯下腰,把保温桶拿起来。
我妈的眼睛亮了。
然后我走到走廊尽头的垃圾桶旁边,把保温桶放了上去。
不是扔,是放。
轻轻地、稳稳地、当着她的面放在垃圾桶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