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低头看着怀里的书脊,那行几乎磨没了的烫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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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权辩护。
为一个九岁的、躲在书房角落里抖的女孩辩护。
为一个一百年前的、独自举起笔的女人辩护。
为所有不被允许愤怒、不被允许声、不被允许拥有理性的女人辩护。
为那些正在受苦的,和那些将来会读到的。
玛丽忽然想起威尔逊小姐临走前的那个笑容。
那个淡淡的、复杂的、她很久都读不懂的笑容。
那个笑容里,有准备,有承担,有不屑,也有疲惫。
但现在她知道,那笑容里还有一样东西——
她知道,她不是第一个。
她知道,有人走过这条路。
她知道,那些嘲讽和轻蔑,早有人迎面接过,然后写成书,留给后来的人。
威尔逊小姐知道。
另一个玛丽也知道。
她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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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把那本书放在枕头边。
她没有再读。只是放着。偶尔伸出手,摸一摸书脊,摸一摸封面,摸一摸那些微微泛黄的纸页。
她闭上眼睛。
另一个玛丽。
一百年前的玛丽。
她写过这本书。
她说过:你们不孤单。
玛丽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嘴角弯了一下。
那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笑。
不是开心的笑,不是轻松的笑。是那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之后,才会有的笑。
是那种,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盏灯时,才会有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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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简和伊丽莎白现玛丽有点不一样。
说不上是哪里不一样。她还是不怎么说话,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会在饭桌上呆。但她眼睛里那种沉沉的、让人担心的东西,好像淡了一点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层灰色下面,悄悄地亮了起来。
“玛丽今天好像……”简想了想,手里的绣花针停了一下,“好像轻松了一点?”
伊丽莎白看了一眼正低头吃饭的玛丽。
“也许吧。”她说。
她没有问为什么。简也没有问。
她们只是看了玛丽一眼,然后又各自做各自的事去了。
玛丽听见了,但没有抬头。
她的手伸进裙子口袋里,摸了摸那本薄薄的书——她偷偷带出来的,藏在身上,随时可以摸到。书页已经旧得脆,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但那些字在她心里。
《为女权辩护》。
另一个玛丽写给她的。
窗外,十一月的阳光照进来,淡淡的,冷冷的。
但她的手心里,有一点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