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湖面。风吹过来,柳枝晃了晃,像是叹了一口气。
我忽然想起我们结婚那天,他在台上说“田颖,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台下的人在鼓掌,我妈在哭,我爸难得地笑了。
一辈子。
原来一辈子可以这么短。
短到三年的婚姻、十二万的存款、一盆忘在阳台上的绿萝,就是全部了。
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坐到天完全黑了,坐到湖边的灯亮成了一串,坐到公园里来了几对散步的情侣,又走了。
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了停车场。
上车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公园的方向。月亮挂在柳树梢头,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面铜镜。
我忽然想起一句诗,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我不想跟任何人共婵娟。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待着,挺好。
春天来的时候,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全员加班。
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公司,晚上十一点才走。连续忙了三个星期,瘦了八斤。小林说我“颖姐你下巴都尖了”,刘姐说我“你不要命了”,老赵什么都没说,每天早上还是放一袋热豆浆在我桌上。
项目结束那天,周老板请全公司吃饭。
在开区最好的酒店,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周老板端着酒杯挨桌敬酒,到我这一桌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说“田颖,这次你辛苦了”。
我说“应该的”。
他说“你是个能干事的人,好好干,明年给你升职”。
我说“谢谢老板”。
他说完就走了,去敬下一桌。小林凑过来小声说“颖姐你要升职了”,我说“别当真,老板画饼呢”。
但心里还是有一点高兴的。
吃完饭出来,大家在酒店门口散了。小林被她男朋友接走了,刘姐打车回了家,老赵骑着他的电动车消失在夜色里。
我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代驾。
三月的晚风已经不冷了,带着一点潮湿的暖意,像是谁的手掌,温温的,软软的。路边的玉兰花开了一半,白色的花瓣在路灯下像一只只鸽子。
代驾来了,是个年轻小伙子,骑着折叠电动车,穿着荧光黄的马甲。他帮我把车开出来,问我去哪儿。我说“城中村,老居民楼”。他说“好嘞”。
路上他放了一歌,是个女声,唱着“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我没有让他关掉。
到了楼下,我付了钱,上了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管我上个月换了,终于亮了。暖黄色的光照在门垫上,照在鞋柜上,照在一只孤零零的拖鞋上。
另一只拖鞋在沙底下,我懒得捡。
洗了澡,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翻了一会儿。
朋友圈里,小曼了一张照片——她和田勇在新房的客厅里,背后是一面贴了“囍”字的墙。配文是“我们的家”。
我点了个赞。
往下翻,看到陈磊了一条——他和一个女人的合照,背景是一个什么风景区。女人圆脸,短,笑得很甜。配文是“五一倒计时”。
我没有点赞。
退出了朋友圈,打开和小林的聊天框。她了一堆消息,全是关于升职的事。最后一条是“颖姐你要是升了主管,别忘了请我吃饭”。
我回了个“好”。
然后锁了屏幕,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窗外有猫在叫,春天的猫,叫得又急又尖,像是在跟全世界宣战。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周老板说的“升职”,一会儿是小曼的“我们的家”,一会儿是陈磊说的“五一要结婚了”。这些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稠得化不开。
我忽然想起我妈说的那句话——“你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升起来。我还是要七点出门,开车半小时,到公司上班。还是要对着电脑敲键盘,还是要应付老板的临时任务,还是要听小林叽叽喳喳地说八卦,还是要吃刘姐从食堂多打的红烧肉,还是要喝老赵放在桌上的热豆浆。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不是想清楚了才过,是过着过着,就想清楚了。
或者说,想不想清楚,都得过。
四月底,我回了一趟老家。
不是我妈叫的,是我自己要回的。
田勇和小曼五一要办婚礼,我回去帮忙。
到了县城,我先去了娘家。我爸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点了点头,说“回来了”。我说“嗯”。我妈在屋里收拾东西,看见我,说“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些喜糖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