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画后来被姑姑烧了。
那贴在这面墙上的,又是什么?
手电筒的光圈在墙上移动,最后停在残胶边缘的一小片纸屑上。那片纸屑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残留着几笔颜料——不是印刷品的油墨,是手绘的笔触。深红色,很沉,很厚,在光照下泛着微微的暗光。
像是被画下来的一小块嘴唇。
我后退了一步。
这时候,楼上传来一声响动。
很轻,很短暂。像是什么东西被碰倒了,又像是一扇窗户被风吹动了一下。但整栋房子里的空气是静止的,门窗紧闭,没有一丝风。
我把手电筒转向楼梯。
楼梯在堂屋的东北角,木质的,很窄,每一级的高度都不太一样,像是手工打制的。扶手被磨得光滑亮,那是长年累月被人手摩挲过的痕迹。
“有人吗?”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听起来很陌生。
没有回应。
我踏上了第一级楼梯。木板在我脚下出一声沉闷的呻吟。第二级,第三级。楼梯转角处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面布满斑点,照出来的人影支离破碎,像被切割成许多块的我。
二楼只有两间房。楼梯上来是一条很短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窗,窗外是密不透风的树冠。左手边的房门开着,右手边的关着。
我先进了开着的那间。
是一间卧室。靠墙摆着一张木床,床上铺着竹席,席子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被面是大红色的,绣着牡丹花图案。床边有一张梳妆台,台上放着一把木梳、一面圆镜、一盒已经干裂的雪花膏。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的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剧照。
梳妆台的抽屉半开着。我拉开它,里面有几样东西一把剪刀、一卷红线、几枚纽扣,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我把纸展开。
是一张素描,炭笔画的,边缘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画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的确良衬衫,梳着两条辫子,侧身坐在窗前。她的轮廓被窗外的光线勾勒出一道柔和的边,眉眼低垂,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
画工很扎实,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画的。
画纸的右下角有一个落款,一个日期。
落款是我父亲的名字。日期是1976年8月7日。
我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父亲的名字在那张纸上显得既熟悉又陌生,那三个字他写过千遍万遍,在每一幅画的角落、在每一本写本的扉页、在每一份工作文件的末尾。但此刻它们出现在这张泛黄的素描上,像是从他生命中截取出来的一小段切片,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这间无人居住的卧室里。
我把素描重新折好,放进抽屉里。合上抽屉的瞬间,我看见梳妆台的镜子边缘夹着一样东西。
是一根头。
很长,黑色的,从镜子与木框的缝隙里伸出来一截,另一端被夹在里面。我轻轻抽了一下,头被抽了出来——大约有三十多厘米长,乌黑亮,韧性十足,不像是几十年前的旧物。
我把头举到手电筒的光下。它反射出一种不真实的黑光,像刚从活人的头皮上脱落下来。
这时候,身后传来“吱呀”一声。
我猛地转身。
走廊尽头那扇关着的门,自己开了一道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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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那扇门前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门缝里透出的气味比一楼更浓,铁锈味里混合着一种很淡的甜香,像是很久以前燃过的香烛气息渗进了木头里。我用指尖抵住门板,轻轻推了一下。
门无声地打开了。
里面的房间比刚才那间大得多,大概占了二楼整整一半的面积。房间里没有床,没有家具,四壁空空,只有正中间的地板上放着一把椅子。
一把老式的木椅,椅背很高,端正地摆在房间的正中央,面向门口,像在等待什么人坐上去。
椅面上放着一本写本。
我认得那本写本。黑色硬壳封面,边角磨得白,和我从父亲遗物里找到的那本一模一样,只是更旧、更破,封面上多了一道很深的划痕,像是被什么利器割过。
我弯腰拿起它,翻开封皮。
第一页是空白的。第二页也是。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全是空白的,纸张因为受潮而微微皱,但上面没有任何画过的痕迹。
翻到大约中间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那一页上有人像。
是那个女人。
和父亲写本里画的是同一个女人——鹅蛋脸,细长眼睛,苍白的嘴唇。但这一张的风格完全不同。父亲画的那些,虽然表情越来越不对,但线条始终是理性的、受控的,是画家的眼睛在观察对象。而这一页上的线条是狂乱的、用力的、几乎带着一种疯狂。碳铅笔被摁得极重,有些地方的纸面都被戳破了,留下细小的孔洞。
女人的脸在这张画里被放得极大,占满了整页。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瞳孔被涂成两个深深的黑洞,一圈一圈的碳色叠加在上面,像两个无底的井口。她的嘴也是张开的,但嘴角被反复描刻过的线条拉得很宽,一直延伸到脸颊两侧,形成一个不应该出现在人类脸上的弧度。
那不是笑。那是一个洞。
画下面有一行字,笔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
“她让我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