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顾深,今年三十二岁,在省城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如果不是七岁那年生的事,我大概会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征求你的意见。
记忆像一根生了锈的钉子,深深楔进我的脑子里,每逢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那年我七岁,住在老家青石镇的老宅子里。说是老宅子,其实也谈不上多老,青砖灰瓦,前后两进,是我太爷爷那辈置下的。房子坐北朝南,院子不大,正中间铺着青石板,缝隙里常年长着些倔强的青苔。正厅的房梁上挂着一面铜镜,据说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专为镇宅用的。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前院我爹、我娘、我,还有三岁的妹妹顾浅。后院常年锁着,钥匙在我爹腰上挂着,我从没见他打开过。
那件事生之前,我家的日子过得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爹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每天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早出晚归。我娘在家里带我和妹妹,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贴补家用。日子虽然紧巴,倒也算得上安稳。
一切是从那年秋天开始变的。
先是后院那棵老槐树,在完全没有风的情况下,树枝会突然剧烈晃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树冠里挣扎。然后是半夜里,睡在前院的狗会突然狂吠,声音凄厉得不像狗叫,倒像是什么东西在替它受刑。最后是我妹妹顾浅,她开始频繁地高烧,半夜里突然坐起来,对着墙角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我娘找遍了镇上的医生,谁也看不出毛病。吃药打针都不管用,顾浅的烧退了又起,起了又退,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多月,原本白胖的小脸瘦得只剩下一双眼睛。
那时候我虽然小,但已经隐隐觉得事情不对劲。最让我不安的是,每到深夜两三点钟,我总会被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惊醒。不是声音,不是气味,就是单纯的、纯粹的不安——像有一根无形的针,精准地扎在你意识的某个地方,逼着你醒来。
醒来之后,我不敢睁眼。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知道,如果我在那个时候睁开眼睛,会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这种直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养成了一个保持至今的习惯半夜醒来绝不再睁眼,翻个身继续睡,哪怕根本睡不着。
但七岁的孩子,自制力终究有限。
那天夜里,我又在那个固定的时间醒来了。窗外没有月光,屋子里黑得像浸在墨水里。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沉重得像有人在用拳头捶墙。
然后我听见了呼吸声。
不是我的,不是隔壁房间我爹娘的,也不是妹妹顾浅的——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呼吸声,像是从很细的管子里挤出来的空气,带着一种尖锐的哨音。那声音就在我身边,近得我几乎能感觉到气流拂过我的脸。
我拼命告诉自己不要睁眼,不要动,不要出任何声音。但那天不知道怎么了,也许是七岁的孩子终究抵不过本能的好奇,又也许是那呼吸声中带着某种催眠般的蛊惑力,我鬼使神差地,缓缓睁开了眼睛。
屋子里太黑了,一开始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在我以为自己是在疑神疑鬼、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我的视线无意间扫到了卧室的门。
门是虚掩着的。
老宅子的木门年久失修,门框和门板之间有一条三指宽的缝隙。借着不知道从哪里透进来的极其微弱的光,我看见——在门缝里,有一个东西正站在那里。
不,不是站在门外,是站在门缝里。
那个东西通体漆黑,像是被浓墨浸透了的影子,但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实感。它的形状,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像是把一个人的身体拉长了,从腰部以上开始急剧变细,最终收束成一个尖尖的、微微向后弯曲的顶端。那顶端几乎要触到门框的上沿了,而它身体的下半部分则保持着某种不自然的扭曲姿态,像是被强行塞进了那条窄得不可能容纳任何东西的门缝里。
最让我恐惧到无法呼吸的,是它头部的位置——如果那可以被称为头部的话。在那个尖锥状结构的中段,大约相当于正常人脸部的地方,有两个细长的、微微亮的缝隙。不是眼睛,因为没有眼珠,也没有眼白,更像是有人用刀在黑色的纸板上划出的两道口子,透出背后某种淡得几乎看不见的光。
它在看着我。
我百分之百确定,那两道缝隙对准的方向,就是我的脸。
我想尖叫,但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连气都喘不上来。我想跑,但全身的肌肉都僵住了,像被冰冻在床板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睁大眼睛,看着那个东西从那道不可能的门缝里,一点一点,无声无息地,往屋子里挤。
它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被什么东西阻碍着,又或者——它是在享受这个过程。享受我的恐惧,享受我的无能为力。
就在我以为它要完全挤进门缝的那一刻,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是我爹的声音。紧接着,门缝里的那个东西像被什么力量弹开了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度快得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但我没有产生幻觉,因为我低头看见,自己的睡衣已经湿透了,冷汗浸透了整件衣服。
第二天早上,我鼓起勇气跟我娘说这件事。我娘正在灶台前熬粥,头都没回,说我是做了噩梦。我说不是梦,我真的看见了。我娘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至今记得——那不是不相信的眼神,那是某种我读不懂的、复杂的、带着恐惧的眼神。
但最终,她还是说“别瞎想了,小孩子别整天胡思乱想。”
我没有再提。
但那天晚上的事,就像一根钉子,永远地钉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之后过了大概一个星期,事情变得更糟了。
顾浅的病情突然加重了。那天傍晚,我爹从供销社匆匆赶回来,脸色铁青。他二话没说,用一床薄被把顾浅裹了,抱上自行车就往外走。我娘牵着我的手跟在后面跑,跑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镇卫生所。
卫生所的王大夫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胖男人,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据说在镇上行医二十多年,什么疑难杂症没见过。但那天他给顾浅检查完之后,脸色变得比我爹还难看。他把我爹拉到一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我爹的脸一下子白了。
后来我才知道,王大夫说的是“孩子烧到四十一度,心率不齐,我这边条件有限,你们赶紧送县医院吧。”
但那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去县城的最后一班中巴车下午四点就了。我爹借了王大夫的自行车,让我娘抱着顾浅坐在后座上,自己骑车载着她们往县城赶。临走前,我爹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说“深深,你回奶奶家住一宿,明天爹就来接你。”
我奶奶住在镇东头,离卫生所不远。我一个人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石板路往奶奶家走,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晚上没有月亮,路两边的人家都早早关了灯,整个青石镇黑得像一座坟墓。
走到半路,我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奇怪,轻得不像是人踩在地上的声音,倒像是有人拖着什么东西在地上走。我没有回头,加快了脚步。那脚步声也跟着加快。我慢下来,它也慢下来。始终保持着同样的距离,不远不近,像是某种恶意的游戏。
我开始跑。
七岁的孩子,腿短,跑不快,但我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镇东头的土地庙就在前面了,过了土地庙再走五十米就是奶奶家。我在心里默念着,再跑快一点,再快一点。
就在我经过土地庙的时候,我余光扫到庙门口的石狮子——不对,石狮子旁边,站着一个东西。
通体漆黑,尖尖的脑袋,两道细长的、着微弱光芒的缝隙,正直直地对着我。
这一次,我没有再看第二眼。我拼了命地跑,一口气冲进了奶奶家的院子,把门从里面死死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