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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7章 族谱里走出来的人影（第1页）

一

陈家的老宅坐落在赣北一个叫鹤鸣塘的村子里，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片丘陵起伏的乡野间，是独一份的气派。

但这气派是褪了色的。

老宅外墙上的白灰大片大片剥落，露出里面锈红色的砖。屋顶的瓦片缺了不少，几根椽子露在外面，被风雨啃得黑烂。院墙根下长满了青苔和蕨草，一到夏天，爬山虎就把整面东山墙糊得密不透风，远远望去像一堵绿色的墙。

陈家在这一带曾是望族。民国年间出过举人，办过私塾，族里最繁盛的时候，方圆二十里的田地有一半姓陈。后来时局动荡，家道中落，子孙们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县城，有的下了南方，有的远渡重洋。老宅就这么空了下来，只剩三叔公陈守朴一个人守着。

三叔公是陈家族谱的最后一代守谱人。

我们陈家的族谱，和别家的不一样。

这我是从小就知道的。每年清明，三叔公都会把族谱从祠堂的樟木箱里请出来，摆在供桌上晾晒。那族谱不是寻常的线装书，而是整整五万字的巨制——不是印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用蝇头小楷写在一种极薄极韧的桑皮纸上，再裱糊成十卷长轴。每卷展开来，少说也有三丈长。

小时候我跟父亲回老家上坟，曾远远见过一次。族谱摊开在供桌上，纸色泛黄，墨迹浓淡不一，越往前的字迹越淡，像隔着雾气看人。最前面的几页，墨迹几乎褪尽了，只留下浅浅的印痕，仿佛写谱的人根本没打算让后人看清。

“别碰。”三叔公打掉我伸出去的手。他的手指干瘦如竹节，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但手背上的青筋虬结有力。

“那上面写的什么？”

“死人。”三叔公面无表情地说。

我那时七八岁，被这两个字吓得缩回了手，从此对那卷族谱敬而远之。

但我始终记得一个细节。族谱最前端的那一卷，每隔几尺就有一处空白的格子，像是写字的人写着写着，忽然停下来，留出一段白，然后继续往下写。那些空白格子的边缘，隐约有深褐色的渍痕，像是——

像是滴上去的泪。

又像是血。

我父亲叫陈守拙，是三叔公的侄子，排行老四。他在陈家这一辈里算最有出息的，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城里教书，娶了城里的媳妇，生了城里的孩子——也就是我。

我随母姓，叫林远。这在陈家曾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三叔公在电话里跟父亲吵了一架，说他忘了本。父亲挂了电话，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母亲说“不改就不改吧，反正……也回不去了。”

父亲很少跟我提陈家的事。每年清明，他会独自回鹤鸣塘，待上两三天，回来后就沉默寡言，坐在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直到暮色四合。母亲不让我问，只说“你爸心里有事”。

我真正对陈家产生好奇，是在十五岁那年。

那年清明，父亲照例回了鹤鸣塘。但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第三天回来。第四天没有，第五天也没有。到了第六天，母亲接到了三叔公的电话。

电话那头，三叔公的声音像砂纸磨过的一样“守拙……守拙他撞着了。”

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们连夜赶回鹤鸣塘。从省城到鹤鸣塘，要先坐三个小时的长途车到县城，再转一个多小时的中巴到镇上，最后还要走四十分钟的山路。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三叔公举着一盏马灯在村口等着，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插在地上的枯枝。

“人呢？”母亲问。

“在祠堂里。”三叔公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打量，不是审视，更像是确认。像是在确认我“还在”，或者说，确认我还是“我”。

我没听懂他接下来那句话。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父亲躺在祠堂的东厢房里，那是三叔公平日起居的地方。一张老式的架子床，雕花的围子被岁月磨得油光水滑。父亲闭着眼睛，脸色蜡黄，嘴唇干裂起皮，像是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他的手指不停地捻动着——那是我最熟悉的小动作，他思考或者焦虑的时候就会这样捻手指——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

“爸。”我叫了一声。

父亲没有反应。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出一种含混的、低哑的声音，像是人在水下说话。我凑近了才勉强听清几个音节——

“……不对……顺序不对……”

“什么顺序？”我问。

三叔公把我拉开“别问了。他现在听不见你。”

“他怎么了？”

三叔公沉默了一会儿，从墙角的一个樟木箱里捧出一卷东西。我认出来了——是族谱。五万字的陈家族谱。他没有展开，只是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儿。

“你爸这次回来，说要重修族谱。”

“重修？为什么？”

三叔公没有回答，而是把族谱放在了父亲的床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族谱的卷轴上，系着一根红绳，红绳上打着一个极其复杂的结，像是某种封印。

那根红绳，断了。

“他自己翻的。”三叔公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他翻到了……不该翻的地方。”

“什么地方？”

三叔公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说了。

“最后一页。族谱的最后一页，原本应该是空白的。但你爸翻到那一页的时候……上面出现了字。”

“什么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