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陆子谦以为断了线。
“余福生。”陈静终于说了这三个字,“他以前叫余福生。后来改成余三,没人知道为什么。”
陆子谦握着话筒的手抖了一下。“我师父”这三个字堵在喉咙口,他咽了下去。“姨母,我再问您一件事。陈维良那个商行,最近有没有从日本来的人?”
“有。”陈静这次答得很快,“三天前到的,一共四个,住在他商行里。林锋的人在盯,但不敢靠太近。那些人不像是普通商人,走路的样子,像……当过兵的。”
渡边雄的人。三天前到的,和那队上山的人时间对得上。渡边雄不在广州,他在山里。或者,他已经在“门”那儿了。
“子谦,”陈静的声音忽然变了,带着一种他从来没听过的紧张,“你听我说。你妈当年在我那儿留了一个东西,嘱咐我,如果你去天露山,就把它交给你。我本来想等你回来再给,但现在看来,等不了了。你今天能不能下山?我让人送去给你。”
“什么东西?”
“一个盒子。她说,如果你在山上听到有人吹哨子,三长两短,就打开盒子。如果没听到,就原样带回来,永远不要打开。”
陆子谦摸了一下怀里那枚铜哨子,感觉它烫得像一块刚出炉的铁。
“姨母,我听到了。”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呼吸声。
“盒子在你身上?”
“在。”陈静说,“但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听到哨声。子谦,你听我说,那个盒子你妈交代过,只能在听到哨声之后打开,而且——只能一个人看。旁边不能有任何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陆子谦看了一眼蹲在门口抽烟的阿生,阿生背对着他,像是在看山,但陆子谦知道他什么都听得到。
“我明白。”
“盒子用蓝布包着,一层一层拆开,不要急。里面有一封信,你妈写的,看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看完之后,把信烧掉,盒子收好。”
“好。”
“还有一件事。”陈静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听不见,“子谦,你要小心陈维良。他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他有另外一重身份。”
“什么身份?”
“他是——”
电话断了。
不是断线,是被掐断的。陆子谦摇了几下话柄,没有任何声音。他放下听筒,看着阿生。阿生还蹲在门口,烟已经抽完了,手指间夹着烟屁股,一动不动。
“阿生哥,这附近还有没有别的能打电话的地方?”
阿生站起来,把烟屁股弹进草丛里:“没了。最近的要到镇上,走回去要一天。”
陆子谦靠在墙上,闭上眼睛。陈静最后那句话没说完——“他是——”是陈维良。渡边雄的人,陈静的人,还是第三方的?他想起母亲笔记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在‘门’面前,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立场。”什么是立场?谁和谁站在一起?
阿生忽然开口了:“那个哨子,能给我看看吗?”
陆子谦睁开眼,看着阿生。阿生的表情和平时一样,没什么变化。但陆子谦注意到,他的右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随时准备抓什么东西。
陆子谦从怀里掏出铜哨子,递过去。阿生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怎么了?”
“没什么。”阿生把哨子递回来,“就是觉得这红绳的颜色不对。”
“怎么不对?”
“太新。”阿生指着绳结黑的部分,“你看,这条绳子的其他地方都旧了,只有打结这个地方,颜色不一样。这个结是新打的。”
陆子谦接过哨子,凑近了看。绳结确实比绳子其他部分颜色浅,不是褪色造成的浅,是用的时间不够,还没被汗和灰泡透。哨子是旧的,绳子是旧的,但这个结是新打的。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有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把这个绳子从别的地方解下来,重新系到了这个哨子上。
为什么?
陆子谦把铜哨子收好,不再想了。想得越多,越乱。他需要看到母亲留下的那封信。
阿生领他下山。路不好走,雾气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像是山在呼吸。陆子谦走得很急,好几次踩在松动的石头上,滑一下又稳住。阿生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像是在赶路又像在散步,永远和陆子谦保持着五六步的距离。
下午三点多,他们到了山脚的村子。
村子不大,十几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土路两边。有几个小孩在路中间拍皮球,看见生人也不怕,笑嘻嘻地凑过来看。一位老人在自家门口劈柴,一下一下,节奏很稳。
阿生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敲了三下门。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莫姐。那个在肇庆包粽子、给陆子谦银镯子的莫姐。
莫姐看见陆子谦,愣了一下,然后赶紧让开:“进来进来,陈姨让人送东西来了。等你们一上午了。”
屋子里坐着一个年轻男人,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机关干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个蓝布包,拳头大小,系着白色的棉绳。男人看见陆子谦,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陈姨让我转交的。您看一下。”
信是陈静写的,只有一行字:“送东西的人可以信任。看完烧掉。”
陆子谦把信还给男人,坐到桌边,拿起那个蓝布包。棉绳系得很紧,他解了几下才解开。蓝布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个扁平的铁盒子,盒盖上没有任何图案,只有一个铜扣,没有锁。
他打开盒盖。
里面是一封信,折成很小一块,塞得满满的。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白衬衫,站在一棵大树下,笑得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