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的留声机正放着《歌唱祖国》的唱片——是胡风辗转托人从重庆捎来的,音质不算好,有杂音,但足够听清每一个字。
一曲放完。
留声机的唱针空转,出沙沙的噪音。
没人说话。
良久,坐在上的一位清瘦长者——闻一多先生,缓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
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眼神悠远。
“此歌,”他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抬起头,“气魄雄浑,立意深远。非一般抗战歌曲可比。”
他对面一位戴眼镜的年轻教授试探道:“闻先生的意思是……?”
闻一多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远处苍翠的西山,缓缓道:
“寻常抗战歌曲,多喊‘杀敌’‘报国’,固然激昂,却少了一层东西——
为何而杀?为谁而报?
此歌不同。
它从‘歌唱祖国’起笔,却落脚于‘独立富强’‘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更妙的是那句‘抗战的英雄站起来了’——站起来的不仅是英雄,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诸人:
“你们听那歌词:‘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解放’二字,用得极重。不仅是民族解放,恐怕还有……人的解放。”
雅座里一片沉寂。
另一位老教授沉吟道:“一多兄所言极是。此歌作者‘醒狮’,前有《黄粱梦》撕开女性苦难,后有《歌唱祖国》高擎民族精神。
这一撕一擎之间,可见其志不在小——他是要重塑国魂,且这国魂里,必须有女人的位置。”
闻一多点点头,走回桌边,手指轻抚留声机的喇叭,像在抚摸某种有生命的东西:
“此歌,足可作新国精神之先声。只是……”
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忧虑:
“歌声越响,持歌者越危。
但愿这头醒狮,莫要成了某些人眼中,必须拔掉的獠牙。”
四月三十日,重庆,曾家岩官邸
会议室的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
长桌两侧,坐着军统、中统、市党部、宣传部的大小官员。
桌上摊着这几天的报纸——全是关于《歌唱祖国》的报道:《中央日报》的标题是“雄歌振士气,军民同仇忾”,《新民报》则写了长篇特稿“从《黄粱梦》到《歌唱祖国》:醒狮的国魂重塑之路”,《扫荡报》阴阳怪气地评论“某些文人借歌曲沽名钓誉,恐有煽动之嫌”。
戴笠坐在主位,手里把玩着一支钢笔,脸上没什么表情。
“都说说吧。”他开口,声音平淡,“这歌,是禁,还是放?”
宣传部的人率先言:“戴局长,此歌内容并无明显违规,通篇爱国,士气可嘉。
若强行禁止,恐伤民心,亦授日寇以口实。
不如……顺势而为,将其纳入官方宣传体系,为我所用。”
市党部的人冷笑:“为其所用?你知道这歌现在被什么人唱吗?
沙坪坝那些学生,打着‘妇女解放救国’的旗号集会!
南岸纱厂女工,一边唱一边喊‘不做楚云’!
这哪里是爱国歌曲,分明是煽动风潮的引信!”
中统的人补充:“还有延安那边。我们截获的电报显示,八路军各部队均在推广此歌,将其与‘妇女解放’‘民族觉醒’绑定宣传。
若我们官方认可,岂非替共产党做了嫁衣?”
争论持续了半小时。
戴笠始终没说话,只是听着,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
终于,他抬手,示意安静。
“歌,不能禁。”他缓缓道,第一句话就让市党部的人脸色一变,“理由有三:其一,前线将士反响热烈,士气确受提振。此时禁歌,等于寒了将士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