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的手续很繁琐。先到系里报到,领宿舍钥匙,再去财务处交学费,去后勤处领被褥,去食堂办饭卡。河生一个人跑来跑去,在一栋栋楼之间穿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排队。他不太会说普通话,跟人交流的时候,对方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重复好几遍。他脸红,出汗,觉得自己的口音像一块疤,贴在哪里都不对。
宿舍在七号楼,一栋旧式的红砖楼,三层。他被分在三楼朝北的一间,六个人住。推门进去,屋里已经有两个人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正趴在床上看书,看见他进来,抬起头,用一口北京话说:“嘿,新来的?哪儿的?”
“河南。”河生说。
“河南哪儿?”
“洛阳。”
“洛阳好地方啊!我去过龙门石窟,漂亮!”胖男生跳下床,伸出手,“我叫赵磊,北京的,学船舶的。”
河生跟他握了握手。赵磊的手胖乎乎的,很有力。
另一个男生正在整理东西,听见他们说话,也转过来。瘦瘦的,戴着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我叫孙海平,浙江宁波的,也是船舶系。”
河生跟他们点点头,找到自己的床位——靠门的下铺。他把行李放上去,铺好褥子,套好被罩。母亲做的被褥是棉花的,比学校的厚实多了,铺上去软软的。他闻了闻,有太阳的味道。
后面几天,另外三个室友也陆续到了。一个叫刘建国的,安徽农村的,黑黑瘦瘦的,话不多;一个叫张伟的,江苏南通的,家里是渔民,说话嗓门大;还有一个叫陈志远的,上海的,本地人,白白净净的,穿着时髦,说话慢条斯理的。
六个人,六个省,六种口音。河生觉得,这大概就是大学了。
开学典礼在大礼堂举行。
大礼堂很旧,但很大,能坐上千人。墙上挂着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河生坐在船舶系的方阵里,听校长讲话。校长是个老头,头花白,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很稳。他讲了学校的历史,讲了钱学森校友,讲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传统。河生听着,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他走进了一条河,一条很大很大的河,里面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事,无数的可能性。
校长讲到最后,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交大人了。交大人的肩上,扛着国家的未来。”
河生的心跳了一下。
散会后,赵磊拍着他的肩膀说:“怎么样,激动不?”
河生点点头。
“我反正激动坏了,”赵磊说,“这可是交大啊!钱学森的母校!将来毕业了,我也要去搞导弹!”
河生没说话。他想起林雨燕说过的话——“你物理那么好,应该学造飞机大炮。”他当时没当回事,现在忽然觉得,也许她是对的。
军训开始了。
九月的上海,秋老虎正凶。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操场上没有一棵树,水泥地晒得烫,走在上面能感觉到热气从脚底往上窜。河生穿着迷彩服,戴着军帽,扎着武装带,站在队列里,汗从脸上流下来,流到脖子里,流到背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
教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安徽人,黑得像块炭,嗓门大得能把玻璃震碎。他站在队列前面,喊口令,纠正动作,一个一个地抠。站军姿,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不许动,不许擦汗,不许眨眼。有人晕倒了,被扶到树荫下,灌一瓶十滴水,歇一会儿,又回来接着站。
河生没晕。他从小在地里干活,晒惯了。但腿还是酸,腰还是疼。他咬着牙,盯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心里默数:一、二、三、四……
晚上回到宿舍,六个人都累得不想说话。赵磊趴在床上哼哼唧唧,说他这辈子没受过这种罪。刘建国一声不吭地揉着脚,脚上起了两个泡。张伟倒头就睡,鼾声如雷。陈志远慢条斯理地擦着防晒霜,说你们农村来的就是皮实,我们城里人不行。
河生没说话。他躺在铺上,看着上铺的床板,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想起家里的地,想起锄草时弯着腰一干就是一整天,想起挑水时肩膀磨出的茧子。那些苦,比站军姿苦多了。但他从来没觉得苦过。那时候,他只想着怎么把活干完,怎么让母亲少累一点。
现在呢?他站在这儿,穿着军装,站在上海交大的操场上,听教官喊口令。这一切,像梦一样。
军训第四天,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练正步,教官让他们一排一排地走。河生走得很认真,每一步都踏得很实。但教官还是不满意,说他的手臂摆得不够高,腿踢得不够直。让他单独走一遍。河生走了,教官还是摇头,让他再走一遍。又走了,教官还是摇头。
“你到底行不行?”教官有点不耐烦了。
河生没说话。他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周围的人都看着他,有人憋着笑,有人小声议论。
“再来一遍!”教官说。
河生深吸一口气,又走了一遍。这一次,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每一步都用尽全力。走完,教官看了他几秒,忽然笑了:“行,这一遍还行。归队。”
河生回到队列里,心跳得很快。赵磊在旁边小声说:“哥们儿,你没事吧?”
“没事。”
那天晚上,河生躺在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白天的事,想起教官不耐烦的语气,想起周围人的目光。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跟人打交道,连走个正步都走不好。他在老家是全县第一,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是乡亲们嘴里的状元。到了这儿,他什么都不是。
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凉凉的,在他手心里慢慢变暖。他攥着铃铛,过了很久,才慢慢睡着。
军训结束后,正式上课了。
河生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教室,现和高中完全不一样。教室很大,能坐一两百人。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下面坐着一片人,没人点名,没人管你听不听。有人在看闲书,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写别的课的作业。河生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认真记。他怕自己听不懂——老师讲课用的都是普通话,语很快,偶尔还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他听不太懂,就使劲听,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下课了再慢慢消化。
第一学期的课有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计算机基础、工程制图,还有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河生最怕的是英语课。他在中学学的英语是哑巴英语,会做题,不会说。老师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憋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全班都看着他,他脸红得像火烧。
下课后,英语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姓李,戴着眼镜,说话很温柔。
“陈河生,你中学是在哪儿上的?”
“河南,一个县里。”
“英语基础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