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华四十三年九月,上海《女学报》编辑部。
这是一间位于租界边缘的两层石库门,楼下是印刷工场,铅字盘的敲击声终日不绝;楼上编辑部里,六个年轻女子正围坐在一张大桌旁,校对着即将付印的稿样。
主编吕碧城不过二十二岁,短齐耳,戴着玳瑁边眼镜,手指被油墨染得微黑。她拿起一篇题为《论女子教育之必要》的文章,眉头微蹙:“李女士这篇文章,道理讲得好,但火药味太浓了。‘男尊女卑乃千年流毒’——这样的句子,怕是要惹麻烦。”
对面,副主编秋瑾(与历史人物同名但更年轻)放下笔:“碧城姐,咱们办这报,不就是要说真话吗?如今女工占工厂三成,女学生占学堂两成,可女子还不能进大学,不能考科举,不能独立置产——这难道不是流毒?”
“话虽如此,但……”吕碧城叹口气,指向窗外,“咱们这报馆,能开起来已是万幸。若言辞太过激烈,被官府查封,岂不是前功尽弃?”
话音未落,楼梯响起脚步声。一个穿学生装的少女气喘吁吁跑上来:“主编!不好了!松江女学堂的陈先生被抓了!”
满座皆惊。
秋瑾猛地站起:“为什么?”
“说是……宣扬邪说,蛊惑人心。”少女带着哭腔,“陈先生只是在课堂上讲,女子也该读书明理,不该只学女红刺绣。就被学政衙门的人带走了。”
编辑部内一片死寂。铅字盘的敲击声从楼下传来,格外刺耳。
吕碧城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陈先生是金陵女书院毕业的,在松江教了五年书,一向谨慎。连她都……”
“这就是现实。”秋瑾声音沉,“咱们在租界里还能说几句,出了租界,连女子读书都要被指为‘邪说’。”
突然,楼下传来敲门声。众人脸色一变——这个时候,会是谁?
吕碧城示意大家安静,自己下楼。片刻后,她带着一个头戴帷帽、面纱遮脸的妇人上来。
妇人摘下帷帽,露出一张温婉却坚毅的脸。编辑部里几个年轻编辑立即认出——这是上海道台夫人,但谁也不敢声张。
“夫人怎么来了?”吕碧城低声问。
道台夫人环视众人,从怀中取出一封信:“这是京城来的。”
吕碧城接过,展开信笺。信很短,没有署名,只一行娟秀小楷:“闻君等办报倡学,心甚慰之。言论宜缓进,行事宜踏实。春草破土,不在力猛,贵在持久。”
她反复看了几遍,抬头时眼中已有泪光:“这是……”
道台夫人轻轻点头,压低声音:“宫里传出的。意思是:你们做得好,但不要太急。就像春草芽,用力太猛反而容易折断,贵在坚持。”
秋瑾激动地握住吕碧城的手:“是皇后娘娘!”
“嘘——”道台夫人示意噤声,“这话可不能乱说。总之,上面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也……乐见其成。但时机未到,不可冒进。”
她顿了顿,从袖中取出一张银票:“这是一千两,几位大家闺秀凑的,托我转交。报馆开销大,你们收着。”
吕碧城正要推辞,道台夫人按住她的手:“收下吧。这钱干净,是几位夫人在家开绣坊、办女塾挣的。她们说,自己这一代也就这样了,但希望下一代女子,能活得自在些。”
说罢,她重新戴好帷帽,匆匆离去。
编辑部里,几个年轻女子面面相觑,既激动又惶恐。
“原来……上面都知道。”
“皇后娘娘在暗中支持我们。”
“那陈先生的事……”
吕碧城将银票小心收好,重新拿起那篇稿子:“秋瑾,把‘男尊女卑乃千年流毒’这句,改成‘旧俗之中,女子地位确有可商榷之处’。其他的,照常刊印。”
“可是——”
“听我的。”吕碧城目光坚定,“娘娘说得对,春草破土,贵在持久。咱们要做的不是放一把火烧了旧房子,而是一砖一瓦建新屋。”
十月初,《女学报》第三期出版。
这一期内容温和了许多:有介绍天津女子师范学堂办学经验的通讯,有上海女工夜校识字班的报道,有“女子如何依法保护嫁妆财产”的法律知识普及,还有一篇翻译的日本女权运动文章。
但其中一篇文章,还是引起了注意——《论女子经济独立之途径》。
文章没有高喊口号,而是用详实的数据说话:上海纺织厂女工平均月薪二两银子,虽低于男工的三两,但若勤俭节约,一年可积攒十两;天津有女子开办的洗衣坊、绣庄、成衣店,年利润可达百两;北京几位官家夫人合资创办的“惠女火柴厂”,雇佣女工三百人,产品行销华北……
文章最后写道:“女子若能经济自立,则人格自立;人格自立,则万事可为。此非一朝一夕之功,然方向既明,当持之以恒。”
文章作者署名“金陵女史”,正是吕碧城的笔名。
这一期《女学报》印了三千份,三日售罄。不仅在上海,还流传到苏州、杭州、南京,甚至通过铁路传到了天津、北京。
反应是复杂的。
一些守旧文人撰文抨击:“牝鸡司晨,家之不祥!女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