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华二十一年,六月中旬。
当北疆的“雷霆行动”即将打响时,帝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也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外滩,帝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大楼前,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队伍中有穿长袍的士绅,有着西装的商人,也有衣着朴素的普通市民。他们手中都攥着报纸,报纸头版刊登着醒目的公告:
帝国银行公告
为筹集京沪铁路(二期)建设资金,经户部批准,即日起行“兴华二十一年铁路建设债券”。
行总额:五百万两白银。
年息:百分之五。
期限:十年。
每张面额:十两、五十两、一百两。
兑付保证:以铁路未来运营收入及国家财政为担保。
认购地点:各省帝国银行分行。
这是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行政府债券。
排队的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老张,你打算买多少?”
“买一百两吧。年息百分之五,比存钱庄高三厘呢。而且这是国家担保,稳当。”
“我买五十两。听说这铁路修好了,从上海到北京只要三天,那以后生意好做多了。”
“可不是嘛!铁路通了,货物流通快了,物价就降了,咱们老百姓也得实惠。”
队伍缓缓前进。柜台内,银行职员熟练地办理手续:收银、登记、放债券凭证。那是一张精美的硬纸,上面印着铁路图案和帝国银行的印章,还有防伪水印。
“先生,这是您的债券。”职员将一张面额一百两的凭证递给一位中年人,“请妥善保管,每年六月十五日,凭此证到任何帝国银行分行领取利息。十年后,凭此证兑换本金。”
中年人小心翼翼地接过,看了又看,才揣进怀里。
这只是开始。
同一天,在北京、广州、武汉、天津……帝国银行各分行门前都排起了长队。五百万两的债券额度,三天内就被认购一空。
户部不得不紧急追加行额度:再五百万两。
仍然供不应求。
“真没想到,民间资本这么充裕。”户部尚书孙文远在给林凡的奏折中写道,“原以为需要动员劝说,结果百姓争相认购。这既说明民间对朝廷的信任,也说明民间积蓄了大量闲散资金,急需投资渠道。”
林凡在北方前线的指挥所里读到这份奏折时,露出了微笑。
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通过行债券,将民间闲置资金引导到国家建设中,既解决了财政压力,又让百姓分享展红利。更重要的是,这培养了一种新的经济观念:投资,而不仅仅是储蓄。
但债券只是开始。
几乎与此同时,在上海、广州等工商业达的城市,一种更“激进”的金融现象正在悄然兴起。
上海,南京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不起眼的茶馆,名叫“悦来茶社”。表面上是喝茶聊天的地方,实际上,这里正在成为帝国最早的“股票交易”场所。
六月二十日下午,茶馆二楼雅座,十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围坐一桌。桌上没有茶点,只有几张纸和算盘。
“王老板,你那纺织厂的‘份子’,真打算让出一成?”问话的是个精瘦的中年人,姓李,做丝绸生意起家。
被称为王老板的胖子点头:“是啊。厂子要扩大,得添二十台新式织机,还要建新厂房,缺银子。想让出一成股份,筹五千两。”
“一成五千两?你那厂子值五万两?”有人质疑。
王老板从怀里掏出一本账册:“各位请看,这是去年的账。全年产布五万匹,毛利一万八千两,净利九千两。按这个算,五万两估值不高吧?让出一成,每年分红就有九百两,五年多就回本了。”
众人传阅账册,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王老板的厂子我知道,机器新,管理好,销路稳。”李老板说,“这生意做得。一成五千两,我要了。”
“等等。”另一个姓赵的商人开口,“我也想要。这样,我出五千二百两。”
“我出五千三百两!”
“五千五百两!”
价格居然开始竞价了。
最后,王老板那一成股份,以五千八百两成交。双方当场签下契约:赵老板支付五千八百两,获得“上海第三纺织厂”一成的股权,按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契约在官府备案,具有法律效力。
这不是特例。
在悦来茶社,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交易。有人转让工坊股份,有人合伙开新厂,有人投资矿山……价格根据企业前景、盈利能力、老板信誉等因素浮动。
渐渐地,形成了一些“行情”:纺织业估值一般是年利润的五到六倍,机器制造业是六到八倍,新兴的电灯公司可能达到十倍甚至更高。
虽然没有正式的交易所,没有公开报价,但一个雏形的股票市场已经诞生。
消息传到朝廷,引了激烈争论。
六月底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商务尚书陈启新忧心忡忡地汇报:“上海、广州等地,民间私下买卖工坊股份已成风气。据查,仅上海一地,上半年此类交易就过三百起,涉及资金约五十万两。”
“这有何不好?”工部尚书周明反问,“工坊主缺资金扩大生产,商人有闲钱想投资,双方自愿交易,各取所需。这能加工商业展,是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