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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 西方思想传入的冲击（第1页）

兴华二十一年，四月。

春风拂过启元城，柳絮如雪般飘飞。帝国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穿着新式校服，腋下夹着书本，匆匆穿行于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之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思想的火花在这里碰撞、迸。

但在表面的学术繁荣之下，一股更隐秘、更激进的思想暗流正在悄然涌动。

傍晚时分，帝国大学附近一家不起眼的茶馆二楼雅间里，五个年轻人围桌而坐。桌上摆着一壶清茶，几碟点心，但无人动筷。窗帘拉上了一半，既能看到街景，又不至于完全暴露。

这五人都很年轻，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岁，最小的才十九岁。他们都是帝国大学的学生或刚毕业的年轻学者，共同点是：都曾留学欧美，或在通商口岸与外国学者有过深入接触。

“陈兄，你上个月从英国回来，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问话的叫张维，二十二岁，哲学系研究生，曾留学法国两年。

被问的陈启明——与商务尚书陈启新同姓，但没有亲戚关系——推了推金丝眼镜，压低声音：“震撼，非常震撼。英国的下议院辩论，我旁听过几次。相要接受质询，财政预算要公开辩论，任何法案都要经过三读……那种政治氛围，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

“法国呢？”另一个叫王振宇的青年急切地问。他学的是政治学。

张维接过话头：“法国的共和思想更彻底。我在索邦大学听讲座，教授公开说‘君主制是历史的残余’，‘主权在民’才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巴黎的咖啡馆里，人们谈论政治就像谈论天气一样自然。”

“美国呢？”问话的是唯一的女学生，叫林雪梅，十九岁，社会学系二年级。她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但思想最激进。她父亲是上海商人，与美国人做生意，她从小接触英文书籍。

刚从美国回来的李浩然开口：“美国……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没有皇帝，没有贵族，总统四年一选。宪法开篇就是‘我们人民’。《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读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的原着，那种冲击，无法形容。”

五人都沉默了，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他们是帝国培养的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掌握了外语，阅读了西方经典，亲眼见过外面的世界。

他们感激这个时代，感激皇帝打开国门，送他们留学，让他们见识了世界的广阔。

但见识得越多，思考得越深，内心的困惑就越强烈。

“你们说，”林雪梅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君主制……真的适合现代国家吗？”

这个问题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所有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

这是他们私下讨论过多次，但从未如此直接提出的问题。

陈启明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口，确认关好了，才压低声音：“雪梅，这话可不能乱说。”

“为什么不能说？”林雪梅反问，“我们在英国、法国、美国，不都公开讨论吗？言论自由不是基本权利吗？”

“那是外国。”张维苦笑，“这里是新华帝国。陛下对我们有恩，国家正在强盛……”

“正是因为有恩，才要思考如何让国家更好！”林雪梅眼中闪着光，“我不是反对陛下，陛下是千古明君，这我们都知道。但制度呢？制度比个人更重要。陛下之后呢？太子之后呢？谁能保证代代都是明君？”

这话说到了所有人的心坎上。

他们见过欧洲的历史：一个明君可以让国家强盛，但一个昏君就能让国家衰败。而共和制、宪政制，就是要用制度来约束权力，避免人亡政息。

王振宇缓缓道：“我在法国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面有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不是也是一种枷锁？一种看不见的枷锁？”

“慎言！”李浩然脸色白，“这话若传出去……”

“传出去又如何？”林雪梅倔强地说，“我们是讨论学术，思考国家未来，又不是谋反。陛下不是提倡‘解放思想’吗？不是鼓励我们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吗？那为什么不能讨论政治制度？”

雅间内再次陷入沉默。

茶渐渐凉了。

最后，陈启明打破了沉默：“雪梅说得对，我们应该讨论。但要讲究方法，注意分寸。”

他从包里取出几本小册子，都是手抄的，字迹工整：“这是我整理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核心观点摘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洛克的政府论……还有美国的宪法精神。”

“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读书会，就叫……‘新知社’。定期聚会，研读这些着作，讨论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考它们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但必须保密。”他严肃地说，“成员要严格筛选，只吸收思想成熟、立场坚定的同道。讨论内容绝对不能外泄。我们不是要造反，是要为国家探索更长远的道路。”

其他人都点头同意。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张维问。

陈启明想了想：“短期目标，是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形成我们自己的见解。中期目标，是等待时机，以学术论文、政策建议的形式，向朝廷提出渐进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咨政院的权力，让它从咨询机构变成真正的立法机构；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制定更完备的宪法……”

“那皇帝呢？”林雪梅问。

陈启明沉默良久：“这需要智慧。英国有君主立宪，日本也在向这个方向走。也许……我们可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宪政道路，既保留君主制的象征意义和稳定性，又让人民有更多参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