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慕雅接到一通电话。
她站在办公室落地窗前,手机贴在耳边,另一只手的指尖无意识地按在窗玻璃上,留下一枚冰凉的指纹。电话那头是她母亲,声音还是跟以前一样细,像怕吵到谁似的——“慕雅,你爸住院了。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她挂掉电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拿起桌上的钢笔,拧开笔帽,在便签纸上写了一行字——“家中有事,请假一周。所有投资决策暂缓,日常运营由方岚代管,法务陈敏协办。
有事电联。”字迹跟平时签文件时一样工整,没有一笔多余。她把便签贴在电脑屏幕边框上,拿起电脑包和外套,推开办公室的门。
唐小糖正端着刚泡好的黑咖啡往这边走。“李总,你的咖啡——”“放茶水间。夏总来了让他自己泡龙井,茶叶在左边第二个抽屉,别让他用沸水直接冲——他永远记不住先凉一下。”她边走边说,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的节奏比平时快了半拍。
夏宇在地下车库等她。他靠在奔驰引擎盖上,手里拿着两瓶矿泉水。
看到她走出来,他把其中一瓶递过去。“机票订了。头等舱,靠窗。你妈说在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你爸以前有冠心病史吗?”她接过水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靠在副驾驶座椅上闭着眼,说没有,所以他这次胸口疼还以为是胃病,拖了很久才去医院。
五个小时后,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混着病人餐食的复合气味,日光灯管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白。李慕雅的父亲李建国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左手腕上扎着留置针,床边的心电监护仪跳着绿色的波形。他比上次见面时瘦了一圈,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看到女儿走进病房的那一刻,他还是从被子里抬起手挥了一下,用一种刻意放大的嗓门说“你妈又大惊小怪。做个支架而已,搞得跟我快不行了似的。耽误你上班了吧?”
“支架不是小事。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不严重。”她妈在旁边削苹果,削到一半停了手。她妈比上次视频通话时老了不少,头染过了但根又白了,眼角的皱纹从侧面看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手指上还贴着创可贴,大概是做饭时切的。“医生说你爸需要做搭桥手术。不是支架,是开胸。冠状动脉三支都有问题,支架解决不了。风险是有的,但医生说如果不做,下次再作不一定能救回来。”
病房里安静了下来,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在墙角反复鸣响。李慕雅把父亲床头的病历拿起来,从头翻到尾。每一页都看得很慢,跟她在公司审投资协议时一模一样——逐字逐句,偶尔翻回前面核对某个指标,然后在心里默默记下所有异常值。翻完最后一页她把病历合上放回床头柜,说转院去蓉城做,华西的心外科比省人民强,费用她出。
“花那个钱干嘛。这里挺好的,离家近,你妈送饭方便。”
“爸。我管了一辈子别人的资产,帮别人算最优解。你是我爸,你的手术也一样——最优解就是去最好的医院。费用不是问题。”
她妈把削了一半的苹果放在床头柜上,抬眼看了夏宇一眼。那个眼神不是打量,不是审视,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也在关心李慕雅。夏宇拎着一个果篮和一箱牛奶走进来,把东西放在床头柜旁边,然后搬了把折叠椅坐在病房角落里,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对李慕雅的父亲点了点头。“叔叔好。我是夏宇。”
“知道。慕雅提过你。”李建国在枕头上微微侧过头看着他,上下打量了一遍。从夏宇的深灰色衬衫看到手腕上那块卡西欧电子表,又看回他的脸。“小伙子做什么的?”
“跟慕雅一起做投资。她是副总,我是法人。”
“法人就是老板。”
“差不多。”
“那你是她老板。”
“也可以这么说。但她是我领导。”
李建国沉默了好一会儿。心电监护仪的波形稳稳地跳着,他把氧气管往鼻子上按了按。“她从小就是这性格。什么事都要管,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你们公司——她说了算?”
“说了算。公司规矩是她定的,合同是她审的,投资决策是她签字的。我主要负责签字。”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李建国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大概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微笑。但他看夏宇的眼神变了——不再是审视,而是一种不太容易察觉的、从戒备到默许的细微变化。
转院手续办得很顺利。
李慕雅在华西医院旁边订了一家酒店,每天早上去病房陪她爸做术前检查,下午在酒店里开视频会议处理公司事务。
夏宇来回飞了两趟蓉城帮她取文件和换洗衣服,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行李箱里多了一样东西——李慕雅放在望江府次卧床头柜上的那只旧钥匙。
她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说你在酒店里熬夜开会的时候,手里总得有个东西转。你不喜欢转笔,你转钥匙。她接过钥匙放进电脑包侧袋里,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她开会的时候手里确实在转那把钥匙。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李慕雅坐在病房陪护椅上,笔记本电脑开着,屏幕上是一份还没审完的跨境信托补充协议。她爸躺在病床上,忽然开口——“你那个夏宇,他跟我说他是你的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