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以后,再看心理原因。”
杜处长点点头。
“这条我赞成。”
“部队里最怕什么?”
“最怕一上来就贴标签。”
他说完,目光又落到一份保密说明上。
“还有这个。”
“谈话记录不能随便作为处分依据。”
“如果一个战士说自己害怕训练,干部完全不知道,出了事怎么办?”
方政委没有插话。
显然这个问题就是留给许知微的。
“该知道的情况,干部必须知道。”
许知微道:“比如有自伤风险、明显失控、已经影响训练安全,这些不能只保密不处理。”
“但如果只是晚上做噩梦、家里有矛盾、心情不好,就没必要让全连都知道。”
“保密不是瞒事。”
“是只把需要的信息告诉需要知道的人。”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杜处长拿笔在本子上记了一句。
“说得清楚。”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问题一个接一个。
谁来做第一层观察。
基层干部有没有时间。
没有专业心理人员的单位怎么办。
战士不愿意谈怎么办。
家属住得远怎么回访。
许知微没有把方案说得很复杂。
“基层干部不用学会治。”
“只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多问一句。”
“什么时候必须送医院。”
“至于专业人员不够,就先做最简单的。”
“训练前说明,训练后观察,重大事故后跟踪。”
“先把入口建立起来。”
杜处长忽然问:“要是有人为了逃训练,故意说自己害怕呢?”
后排几个干部都看了过来。
这显然也是大家担心的。
许知微没急着否定。
“会有这种可能。”
“所以心理疏导不能代替正常管理。”
“他说害怕,可以谈。”
“该核实的情况一样核实。”
“该完成的训练,也不是一句害怕就永远不用参加。”
“像吴长青。”
她翻出那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