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o13年3月26日下午,广西罗城,春日的阳光暖融融地洒在县城的每一条街巷上,街边的榕树刚抽出新芽,嫩绿的叶片在微风里轻轻摇晃。县城最热闹的那条主干道上,车流不息,行人往来,吆喝声、喇叭声混杂在一起,织成日常的喧闹。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片喧闹正中心的一处宾馆里,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会像一把锋利的刀,狠狠划破了这个午后所有的平静。
尖叫声是从宾馆七楼传出来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惊骇和恐惧,直接穿透了楼层,传到了楼下的大堂。出尖叫的是宾馆的一名女服务员,她姓赵,四十出头,在这家宾馆干了快六年,什么醉酒的闹事的、夫妻吵架摔东西的,她都见过,可今天下午,她推开那间普通标间的房门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
她本来是拿着清洁工具去打扫的,下午两点,正好是退房高峰期过后的空档。她用房卡刷开门,推门进去,一股浓烈的铁锈味混着某种说不出的腥甜气息就扑面而来,呛得她鼻子酸。房间里的窗帘半拉着,光线昏暗,地面上乱得不像话,被子被扯到了地上,枕头歪在墙角,茶几上的玻璃杯碎了一地,暗红色的液体在地毯上洇开了大片的污渍。她心跳得厉害,脚步虚,正要往里面多走两步看看情况,余光忽然扫到床边那面墙的拐角处,一只脚露了出来,血淋淋的,脚上的运动鞋已经染成了暗褐色,脚踝上的皮肤青白得吓人,就那么僵直地伸着,脚趾朝着天花板的方向,像是有人被拖拽着甩到了那个角落。
她没敢再往前挪半步,嗓子里像堵了团棉花,憋了好几秒才出一声尖叫,然后就踉踉跄跄地冲出了房间,一边跑一边喊死人了!死人了!,声音都变了调。大堂的同事被她吓了一跳,赶紧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警后,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带队的刑警大队长姓周,四十多岁,干了快二十年刑侦,手底下的人都叫他。老周带着几个弟兄上了七楼,一出电梯,走廊里安安静静,只有那间房的房门半敞着,门口已经拉了临时警戒线,服务员缩在走廊尽头,脸色惨白,还在抖。
老周深吸一口气,戴上手套和鞋套,推门走了进去。屋里的情形让这个见惯了生死的老刑警也忍不住皱紧了眉头。小县城的刑侦队平时处理的案子多是盗窃、斗殴,偶尔有个交通事故致死的,也都干干净净,可眼前的场面,简直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地上的血迹从房间中央一直延伸到墙角,有的滴落成点,有的拖拽成条,还有的溅到了墙面上,喷溅状的血点密密麻麻,像是一幅用鲜血泼出来的抽象画。房间里的空气沉闷而粘稠,血腥味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汗味和某种说不出来的焦躁气息,压得人喘不过气。
床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趴着一个人,脸朝下,双臂张开,像一只被拍扁的昆虫。法医老陈蹲下去检查了一下,抬起头冲老周摇了摇头,意思是人已经没了。死者是个年轻男子,看面相也就二十出头,穿着件灰色的t恤和深色运动裤,后脑勺上有一个明显的塌陷创口,头被血黏成一绺一绺的,墙面上那些喷溅状的血迹,就是从那个位置溅出去的。老陈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中午十一点左右,致命伤是头部遭钝器多次打击造成的,手法相当狠,每一击都用了全力。
老周蹲在尸体旁边,目光扫过墙面和地板上的痕迹,现死者周围的地毯上有明显的拖拽和扭打的刮痕,好几个地方的血迹呈现不规则的涂抹状,说明死者生前和凶手有过剧烈的肢体冲突,而且过程持续了一段时间,绝不是那种一击毙命的偷袭。他正琢磨着,旁边一个年轻侦查员忽然压低了声音喊了一句:周队,床底下……好像还有人!
这一句话,让房间里所有人的动作都顿住了。老周顺着年轻侦查员手里的手电光看去,只见木质床架下方的阴影里,果然伸出来一双穿着黑色皮鞋的脚,皮鞋擦得锃亮,裤脚是深色的西裤料子,袜子也是黑色的,那两只脚就那么直挺挺地仰面朝天伸着,一动也不动。
房间里安静了足足五秒钟,没人说话,只听见走廊里风吹动窗帘的窸窣声。老周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的配枪,冲其他人使了个眼色,大家悄无声息地撤出了房间,把门轻轻带上。老周在走廊里点了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才开口说:先别动,调人,把防爆装备拿过来,谁知道床底下那个是死是活,万一是凶手藏在那儿,咱们贸然进去,出事了谁担得起?
几分钟后,增援到了,几个侦查员穿戴好防刺背心和头盔,重新进了房间。老周指挥着四个人一起力,把那沉甸甸的木质大床猛地掀了起来,的一声,床板砸在墙上。手电光齐刷刷地照过去,床底下果然躺着一个人,仰面朝天,西装革履,衬衫领口还整整齐齐地系着一条深色领带,乍一看像是醉倒在地上的生意人,可那张脸已经没了血色,嘴唇紫,瞳孔散开,显然也早就断了气。法医老陈凑过去检查了一下,现这名死者四十多岁,死亡原因同样是头部遭钝器多次打击,创口位置和年轻死者极其相似,都是后脑。不过死亡时间要更早一些,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
老周的眉头拧得更紧了。那个年轻死者十一点死亡的时候,这个中年死者已经死了快一个小时了,也就是说,凶手在房间里先杀了一个,把尸体拖到床底下藏着,然后又约来了第二个,当着第一具尸体的面,把第二个人也杀了。这胆子得多大?这心思得多缜密?
宾馆的服务员被叫来问话。上午当班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姓刘,他说自己九点多的时候在七楼走廊里拖地,隐约听见这间房里有很大的动静,像是有人在争吵,还夹杂着的一声闷响,像是重物砸在什么上面。他有点不放心,就走过去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条缝,一个头顶微秃的中年男人探出半张脸来,冲他说没事,朋友闹着玩呢,语气平稳得很,他也就没多想,转身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小伙子拍着胸口直呼后怕。
警方一开始推测可能是两个死者互相斗殴致死的,毕竟时间这么接近,地点也相同。可法医老陈很快就把这个推测否了。两个人的致命伤都在后脑,而且是多次打击,创口的走向和角度也相似,明显是被人从背后偷袭或控制住以后再下手的,除非他们俩互相拿后脑勺对撞,否则根本不可能造成这种伤。凶手肯定是第三个人。
小县城里人和人之间大多面熟。很快,有个侦查员认出了床底下那名中年死者的脸——他叫谢军,四十三岁,罗城本地人,在县城里开了家ktV,挺能折腾的一个人,平时爱穿西装打领带,说话嗓门大,派头足。警方立刻派人去了谢军家。谢军的妻子姓吴,开门的时候还穿着居家的睡衣,听说是警察,脸色一下子变了。她说丈夫早上九点多接了个电话,对方说了没几句,丈夫就换了衣服出了门,说是去谈生意,有人要还他钱。她当时还问他中午回不回来吃饭,丈夫摆摆手说不用等。到了十点多她给丈夫打电话想问问情况,是一个陌生男人接的,说谢军去上厕所了,手机落在桌上,让她等会儿再打。她等了半个多小时再打,电话就关机了,一直打不通,她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可又不敢往坏处想。吴女士反复跟警方说,丈夫虽然脾气急,但跟朋友之间关系都挺好,没听说跟谁有什么大仇。
而年轻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证显示,他叫小五,刚满二十岁,家不在县城,在乡下跟爷爷奶奶住。警方又分了一路人马赶到小五的老家,那是个离县城三十多里的小村子,路不好走。小五的奶奶听说孙子的消息后,当场就瘫坐在门槛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爷爷还算镇定,说小五最近在县城学开车,住在一个朋友那儿,已经好些天没回来了。至于小五在县城交了什么朋友、有没有招惹什么人,老两口都说不清楚。
就在这时,宾馆的监控录像终于被调了出来。画面质量差得很,老式的标清探头,又隔着走廊的昏暗灯光,人脸模模糊糊的。但仔细辨别,还是能看出关键信息来,早上九点五十九分,谢军跟着一个头顶微秃的中年男人走进了那间房,两个人一前一后,谢军还笑呵呵的,那秃顶男人走在前面,脚步不紧不慢。这个秃顶男人,显然不是小五。中午十二点三十四分,同一个男人从房间里走出来,头上多了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侧着身子快步穿过走廊,进了楼梯间,再没出现在画面里。从身形和走路的姿态判断,跟早上那个秃顶男人就是同一个人。
可奇怪的是,警方反复看了几遍监控,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始终没有看到小五进入房间的画面。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完全是个谜。酒店的开房登记系统当天刚好出了故障,什么信息都没存下来。前台的服务员倒是记得那个开房的男人,四五十岁,身高一米六出头,微胖,头顶头稀疏,说话声音低沉,普通话带着本地口音,递钱的时候手指上有个老茧,像是常年握笔或者拿锄头磨出来的。
更让警方心头一紧的是,服务员说那个男人一口气开了三间房,都在七楼,位置相邻。老周立刻让人把另外两间房门打开,结果两间房里陈设整洁,床铺平整,烟灰缸里连个烟头都没有,根本没人进去过。那为什么要开三间房?是虚张声势?还是原本计划里要用到更多的房间?老周心里隐约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比眼前看到的还要大得多。
技术勘验还在继续。现场勘查组在房间卫生间的洗手盆下面翻出一个垃圾桶,里头扔了一堆撕得粉碎的纸片,大大小小上百片,有的泡了水,字迹洇开了一些,但大部分还能辨认。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把纸片捞出来,铺在干净的布上,用暖风筒慢慢吹干。老周蹲在旁边看,其中一片上面隐约写着一个名字——,旁边还有一串电话号码。老周让人拨过去,响了很久没人接。
顺着这个号码一查,老戴不是别人,正是小五的亲生父亲,目前在县城做点小生意。在小五的死亡现场,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和电话,这未免也太巧了。警方一边继续拼那些碎纸片,一边派人去找老戴。电话始终打不通,老周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他直接让一组人去老戴家里堵人。
老戴家住在县城边上的一栋自建房里,家里只有老戴的父亲和母亲在。老戴的父亲一听警察问起儿子,说中午十二点左右,老戴接了个电话,挂了以后就背着猎枪、牵着两条猎狗、开着他的皮卡车出门了,说是朋友约他去柴虎山打野味。老父亲当时还叮嘱他早点回来,晚上家里炖了排骨。可这都下午四五点了,人没回来,电话也没打一个,老两口也在纳闷。
就在这个时候,技术部门传来了一个让人后背凉的消息,那一百多片碎纸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耐心拼接,终于还原出了一页完整的纸面。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写得清清楚楚,像是一个习惯拿粉笔的人写的。纸上最上面一行写着准备物品:刀、枪、铁棒、手套、帽子(鸭舌帽)、开三间房。下面列了一个县城客人名单,名字后面标注着时间和联系电话。名单里,头一个就是谢军,后面写着11点,第二个是小五,后面写着1o点,再往下还有六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不同的时间。而在谢军和小五名字的前面,各有一个小小的号,像是已经完成了的项目。
老周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手心里全是汗。这份名单上的时间,跟两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完全吻合。谢军死于十一点左右,小五死于十点左右。凶手是用铁棍打的,现场有子弹和枪套,说明他带了枪,而那张纸上明明白白写着和。监控里凶手戴了棒球帽,纸上也写了鸭舌帽。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这是一份经过周密策划的杀人计划,白纸黑字,条理清晰,冷酷得让人头皮麻。
县城客人名单上的其他六个名字,警方挨个拨了电话,有的通了,有的没通。通了的那些人,接到警察电话时都懵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写了进去。而这份名单如果只是第一页,那后面还有没有?纸片还在拼,技术人员忙得满头大汗,老周的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老戴。监控里的秃顶凶手在杀了谢军和小五之后离开了宾馆,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名单上的老戴。而老戴中午就被约上了柴虎山,带着猎枪和猎狗,表面上是去打猎,实际上很可能已经落入了陷阱。老周带了一队人,连警犬都调来了,火赶往柴虎山。
柴虎山绵延几十里,山高林密,杂树丛生,三月份的桂北山区,日头一落就开始起雾,白茫茫的瘴气在林间弥漫,视野越来越差。警犬在山脚下的泥路上嗅了嗅,兴奋地朝着一片空地冲了过去,警方跟过去一看,老戴那辆墨绿色的皮卡车正停在一棵大樟树底下,车门没锁,钥匙还插在点火孔里,副驾驶座上扔着一件外套,后斗里放着两个空的水壶。人不在车上,两条猎狗也没影了。
警犬顺着气味往山上追,山路窄得只容一人通过,两边全是密密的灌木丛,荆棘刮得裤腿上全是口子。搜了一个多小时,连警犬都累得直吐舌头,老周让人原地休整了十分钟,给警犬喂了水和压缩饼干,才又继续往上走。忽然,一条警犬竖起了耳朵,鼻子贴着地面使劲嗅了几下,然后猛地朝左前方一片松树林冲了过去。众人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钻进林子不到五十米,警犬停下了,尾巴也不摇了,就那么呆呆地站在原地,耳朵耷拉着。
老周打着手电往前照,只见一棵碗口粗的松树底下,仰面躺着一个人,身上穿着迷彩服,脸上盖着一顶草帽,两条胳膊交叠放在肚子上,乍一看像是累了在午睡。老周喊了两声老戴!老戴!没有人回应。他走过去,蹲下身,伸手把那顶草帽轻轻拿开,手电光下,老戴的脸青灰白,嘴角有一道干涸的血痕,眼睛半睁着,瞳孔像是扩散开来的墨点。后脑勺的位置,同样有一个被钝器反复砸出来的凹陷,血迹已经凝固成暗黑色的硬块,把头黏成了一片。
法医老陈赶到后,检查了一下,死亡时间不过三个小时。现场没有现老戴的猎枪,只有两条猎狗围在主人身边,呜呜地低声哀叫,用鼻子拱他的手,似乎还不知道主人再也不会醒过来了。那把猎枪,毫无疑问被凶手带走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老周带着人从柴虎山上撤下来的时候,技术部门那边也终于把剩下的纸片全部拼完了。那是整整三页纸的杀人名单,上面一共有二十六个名字,分成了三部分,准备物品县城客人名单乡下客人名单。县城那边的八个人里,谢军、小五和老戴名字前面都打了,乡下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个叫许谭飞的人,职务是腊洞屯的村主任。
名单最后一句话,让老周看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上面写着:除此之外,见一个杀一个,不论男女老少。这句话的笔迹明显比前面更重,纸面甚至被笔尖戳出了几个小洞,可见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凶手心里的恨意有多深。老周立刻让人联系名单上剩下的二十三个人,同时亲自带人直奔腊洞屯,许谭飞家就在柴虎山脚下,距离老戴遇害的地方不到五里地,按凶手的行动度,现在很可能已经摸到那边去了。
好在警车一路鸣笛赶到许谭飞家的时候,许谭飞正坐在堂屋里跟家里人看电视,浑然不知外面生了什么事。听警察说完来龙去脉,许谭飞脸色刷白,手里端着的茶杯地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他哆哆嗦嗦地说,他们村和一个人有过节,那人叫谭文慧,是那翁乡人,以前在附近的小学当老师,后来承包了腊洞屯后面的一片山林种生桉,结果村里人说桉树会破坏水源,就组织了几十号人把他种的树苗全拔了。许谭飞作为村主任,当时也在场,但他强调自己没动手,只是去劝阻,两边闹得很僵,谭文慧当时气得脸都绿了,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警方拿出宾馆监控里秃顶男人的截图让许谭飞辨认,他只看了一眼就点头说:没错,就是他,谭文慧,我跟他打过好几次交道,这脸型这头顶,错不了。可紧接着许谭飞又补了一句~不过说实在的,他这个人平时斯斯文文的,说话都不大声,我们村那些人拔他树的时候,他连骂人都没骂一句,就站在旁边看着,眼圈红红的。你说他杀人?我真不敢相信。
村民们的说法跟许谭飞差不多。警方走访了那翁乡附近的几户人家,得到的印象全是老谭老实胆子小连杀鸡都不敢看见了谁都笑呵呵的这种评价。可就是这么一个众人眼中老实巴交的前小学老师,手里攥着一份二十六人的杀人名单,已经杀了三个人,身上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把猎枪,正游荡在夜色笼罩的群山之中。
老周把警力分成了两路,一路在县城通往周边乡镇的主要路口设卡检查过往车辆,另一路继续在腊洞屯附近的山林里搜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晚上八点左右,山脚下一片僻静的溪沟边,忽然传来砰!砰!两声枪响,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开,惊起一群夜栖的鸟。紧接着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喊救命啊!杀人了!
老周带着人冲过去,只见一个中年村民蹲在溪边瑟瑟抖,手里还攥着一根电鱼用的竹竿。他哆哆嗦嗦地说自己正在溪里电鱼,忽然从岸边的灌木丛里窜出一个人,二话不说就朝他开了两枪,子弹擦着他的肩膀飞过去,两声打在他身后的石头上,火星都溅出来了。他吓得连滚带爬跳进水里,一边游一边喊救命,那个人又追了几步,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转身跑了,消失在黑漆漆的树林里。
警方在溪边的石头缝里找到了两枚弹壳,又在不远处的草丛里现了一把双管猎枪和一把黑色的手枪。猎枪的枪托断了一截,像是被硬物砸断的,手枪的弹匣已经空了。老周让人把枪捡起来收好,心想凶手没了枪,就跟老虎拔了牙,眼下正是抓捕的最好时机。警犬闻着气味就追了上去,一路往山林深处狂奔,搜了将近两个小时,眼看就要追到一处山崖下的时候,老周的手机忽然响了。
电话是局里打来的,说谭文慧刚刚在县城边上的一处派出所投案自了。老周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不清是松快了还是更沉重了。他带人赶回局里的时候,审讯室里已经坐着一个身形微胖、头顶稀疏的中年男人,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脸上没什么表情,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像是释然,又像是麻木。他穿着一件洗得白的夹克衫,手背上沾着泥土和干涸的血迹,整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如果不是身上的血污和审讯室里的白炽灯照出的那张略显憔悴的脸,你很难把他跟杀人魔三个字联系在一起。
谭文慧的交代非常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事。他说那天早上九点,他先到宾馆开了三间房,用其中一间当作的地方。第一通电话打给谢军,说之前欠他的那笔钱凑齐了,让谢军来宾馆拿。谢军果然高高兴兴地来了,进门就嚷嚷着要数钱。谭文慧说不急,先对一下账,谢军就坐到床边的椅子上翻手机记账本,背对着他。谭文慧从随身带的包里抽出那根早就备好的铁棍,一棍子砸在谢军的后脑勺上。谢军闷哼了一声,身子往前一栽,脑袋磕在床头柜上,又弹回来。谭文慧怕他没死,又补了几下,直到人彻底不动了,才拖到床底下塞好,用床单擦了擦地上的血。
然后他打电话给小五,也就是老戴的儿子,用的理由是老戴托他给小五带点东西,让小五到宾馆来拿。小五跟他并不熟,但一听是父亲的朋友,也没多想就来了。小五一进门就笑嘻嘻地喊,谭文慧招呼他坐下喝水,趁他弯腰放背包的时候,又是一棍子抡过去。可这一下力道偏了,只砸在小五的后脑偏左的位置,小五痛叫一声,猛地转过身来,捂着流血的脑袋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满脸的不可置信和惊恐。两个人就在房间里扭打起来,桌椅被撞得东倒西歪,墙上溅满了血,谭文慧身上也挨了好几拳,但他手里的铁棍占了优势,最终还是把小五打倒在地,又连砸了几下,直到小五彻底没了声息。
服务员敲门的时候,谭文慧刚刚把小五的尸体拖到墙边,心跳得厉害,但脸上硬撑着平静,开门说了句就把人打了。他蹲在洗手间里用冷水冲手上的血,洗了好几遍,指缝里还是隐隐红。他把铁棍擦干净重新装回包里,把碎纸片从本子上撕下来扔进垃圾桶,又往里面倒了半瓶矿泉水,觉得还不够,干脆又撕了好几页废纸一起扔进去,这才出了门。
中午十二点多,他约老戴去柴虎山打猎。老戴跟他也有生意上的往来,听说山上最近野猪多,扛着猎枪就去了。两人爬到半山腰,谭文慧说那边的竹林里有竹笋,让老戴去挖几棵回去炖汤。老戴把猎枪靠在树上,弯着腰扒拉竹叶找笋尖,谭文慧站在他身后,攥紧铁棍,又一次高高地扬了起来。老戴甚至没来得及回头,就倒在了那片新冒出来的春笋旁边,血染红了一小片湿润的泥土。
谭文慧把老戴的猎枪背在自己身上,又把他拖到松树底下摆好,还用草帽给他盖了脸,说是不忍心看他死不瞑目的样子。他下山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原本打算趁着夜色摸到腊洞屯,把名单上的许谭飞和其他几个人也了,路过溪沟的时候看见有人在电鱼,一恍惚就开了枪,结果两枪都没打中,枪托还在拉扯中被那人用竹竿砸断了。他摸出那把抢来的手枪,扣了几下扳机才现子弹早就打光了。没枪在手,他整个人忽然就泄了气,蹲在溪边的草丛里愣了好半天,耳朵里全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声,远处隐约传来警笛声,他终于醒过神来——跑不掉了。
于是他把枪扔在草丛里,沿着山脚走了快两个小时,找到最近的一处派出所,走进去说我杀人了,我来投案。
记者后来采访谭文慧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名单上那些跟他无冤无仇的,为什么也要列进去。谭文慧坐在铁栅栏后面,目光空空的,脸上挂着那种温和得近乎天真的笑容,他说自己不恨那些名单上的人,但他恨整个村子,恨那种被一群人合力按在水里、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他原本是教师,工资虽然不高,但日子安稳,后来看别人做生意了财,他也动了心思,拿出积蓄承包了一片林场,前两年确实挣了些钱,买了车,盖了新房。可谢军和老戴见他有钱了,就软磨硬泡要,不出钱、不出力,只占干股,年年要分红。谭文慧不想给,他们就威胁,找人来闹事,有一次把他拉到水库边上打了一顿,打得他在床上躺了半个月起不来。
后来生意周转不灵,欠了债,谭文慧东拼西凑借了几万块钱包下腊洞屯后面的那片山地,指望着种生桉卖钱回本。结果村里人说桉树污染水源,也不跟他商量,六七十号人一夜之间把他种了大半年的树苗全拔了,扔得满山都是。他跪在地上求他们,说给自己一条活路,可没人理他,有人还啐了他一口,说你活不活路关我们屁事。那天晚上他在山上坐到天亮,看着满地枯死的树苗,心里有什么东西就断掉了。
债主天天上门,谢军和老戴继续逼着要钱,村里人见了他都绕着走,还有人背后说他。谭文慧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对不起任何人,可所有人都在对不起他。他想了整整一个月,从春天想到夏天,从夏天想到冬天,一边想一边写,把那些压在他身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列出来,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次忍气吞声的低头,每一次低头都像往他心里钉一颗钉子。到后来钉子太多了,心就碎了,碎掉的心再拼起来,就不是原来的形状了。
至于为什么杀小五,谭文慧垂下眼睛,说因为小五是老戴的儿子,他怕自己杀了老戴之后,小五长大了会来找他的老婆孩子报仇。他说自己反正已经杀了人,多杀一个和少杀一个没什么区别,不如斩草除根。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极其平淡,像是谈论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让人后背一阵阵冷。
案子最终尘埃落定,可老周在结案报告里写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手里的笔顿了很久。他想起那个被铐起来的秃顶男人坐在审讯室里的样子,不哭不闹,有问必答,甚至还会关心给他倒水的年轻民警手怎么这么凉,是不是感冒了。就是这么一个连别人的手凉都要问一句的人,在三间空房间里策划了三个人的死亡,又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另外二十三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