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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血色淘金（第2页）

大半夜的时候，宋永嘉被送回来了。陈淑华一看，儿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流着血，胳膊上还有烟头烫伤的痕迹。“妈，他们打我，说钱不够，还要再要三千。”宋永嘉哭着说。

看着儿子受的委屈，陈淑华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她不顾丈夫的阻拦，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乌苏里斯克警察局。可她不会说俄语，只能比手画脚，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俄罗斯警察皱着眉头，手里的笔半天没落下一个字。最后，一个会点中文的警察跟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我们管不了。”

陈淑华哭着回了宾馆，心里又气又恨，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陈淑华更冷静的是卢运奇。他是东宁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1999年5月来哈巴罗夫斯克考察投资项目。5月25号晚上六点多，他从客户公司出来，准备回宾馆，刚走到街角，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他加快脚步，后面的人也加快脚步；他拐进一条小巷，后面的人也跟了进来。

“朋友，跟我们走一趟，有事跟你谈。”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卢运奇心里一紧，知道遇上坏人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我不认识你们，没什么好谈的。”趁对方不注意，他转身就跑，正好看见一辆出租车开过来，赶紧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快，随便开，别让后面的人跟上。”

出租车司机是个俄罗斯老人，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踩油门就跑，绕着市区转了三圈，卢运奇才敢让司机把车停在一家繁华地段的宾馆门口。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那几个人堵住了。

“跑啊，怎么不跑了？”领头的人笑着说，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

卢运奇想喊救命，可刚张开嘴，就被人用布堵住了嘴，强行推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停在野外的一个水坝旁边。几个人把他拖下车，不由分说就打，把他的护照、钱包、手表都抢走了。

一个小矮个把枪口塞进卢运奇的嘴里，恶狠狠地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的命值两千美元，买不买？”

卢运奇的姐姐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商城开了家服装店，他只能让绑匪跟自己去姐姐店里拿钱。绑匪胆子大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押着他走进商城，当着几十个中国商人的面，从他姐姐手里接过两千美元，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一次，卢运奇没忍。他找了个专业的俄语翻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带着翻译一起去了警察局。这一次，俄罗斯警察终于听明白了，不是生意纠纷，是绑架勒索。他们立刻立案，把郑仁浩等人抓了起来。

可让卢运奇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法律对这类犯罪处罚很轻。郑仁浩交了一笔罚金，没过多久就被放出来了。卢运奇彻底寒了心，放弃了在俄罗斯投资的想法，连夜回了东宁。他知道，靠俄罗斯警察，根本治不了这些黑帮。

陈淑华和卢运奇回到东宁后，都去了东宁县公安局报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从俄罗斯回来的商人也涌到公安局，有的被抢了货款，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店铺被砸了，一个个泣不成声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东宁县公安局的局长王建军，看着堆积如山的报案材料，气得拍了桌子。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宁人，亲眼看着东宁从一个小县城变成繁华的边贸口岸，又看着它一点点冷清下去。这一切，除了部分商人卖假货砸了招牌，更重要的是这些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坏了东宁人的名声。

九十年代初，东宁的边贸有多火？那时候，绥芬河还是东宁下属的一个镇，虽然也开通了口岸，但俄罗斯人大多从绥芬河入境，再跑到东宁来做生意。东宁临街的门脸房，租金炒到了一年十万，还抢着租；边贸公司开了一千多家，跟俄罗斯客商打交道的有一两万人。

王建军还记得，那时候他在口岸执勤，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刚走出关口，手里的皮毛、巧克力还没摆出来，就被中国商人用牛仔裤、羽绒服换走了。有个俄罗斯老太太，每次来都背一麻袋俄罗斯套娃，一到东宁就被抢着买光，她笑着说“东宁是我的财神爷。”

可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先是假货泛滥，有的鞋盒子里装着砖头，有的羽绒服里塞着玉米杆芯，有的皮衣用墨汁染色，一沾水就掉色。俄罗斯商人被骗怕了，再也不敢来东宁了。后来，一诺黑帮和杜宪古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传回来，俄罗斯人更害怕了“东宁人在我们国家都这么横，去东宁做生意，会不会被抢？”

就这样，东宁的边贸越来越冷清，而绥芬河却后来居上，成了繁华的边贸城市。王建军心里清楚，不打掉这些黑帮，东宁的边贸就没希望，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没盼头。

可难题摆在面前，跨国犯罪，隔着国界线，东宁县公安局没有执法权。王建军连夜组织人手，把所有报案材料整理好，写成一份《关于打击境外暴力犯罪、维护中俄边贸正常秩序的情况报告》，亲自开车送到牡丹江市公安局。

牡丹江市公安局的领导看完报告，也很重视，但同样无奈“我们是地市级公安局，没有跨境执法的权利。这事得报省厅，甚至公安部。”

报告一层层往上递，黑龙江省公安厅接到报告后，立刻向公安部和省政府汇报。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的宋法棠，看完报告后批示“必须严惩，不能让同胞在境外受委屈，不能坏了中俄边贸的名声。”

公安部很快就和俄罗斯司法部门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次会商，双方达成一致由两国地方警务部门直接接洽，中国警方可以派人到俄罗斯境内，协助俄罗斯警方开展侦查工作。

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东宁县公安局头上。一支由1名省厅警员、2名牡丹江市局侦查员和11名东宁县局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很快组建完成。他们办的是旅游签证，带着翻译和侦查设备，悄悄踏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飞机。

专案组的第一站是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的府。在这里，他们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的警察碰了头。俄方很配合，给专案组的每个人都配备了配枪，还下达命令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两地的内务局，必须全力协助中国警方。

可刚一开始，取证就遇到了大麻烦。受害者们都怕报复，不敢说实话。有个来自阿城的妇女，丈夫被郑仁浩绑架过，勒索了三千五百美元。专案组找到她的时候，她刚听了两句就“砰”地把门关上了，任凭民警怎么喊，就是不开门。第二次去，民警先见到了她的女儿，小姑娘偷偷说“我爸爸被打后，晚上总做噩梦，妈妈说不能惹那些坏人。”

还有个叫汤世明的东宁商人，被一诺黑帮敲诈了一亿卢布，几乎倾家荡产。侦查员找到他时，他蹲在地上哭“警察同志，不是我不说，是我不敢说。那些人要是知道我告他们，我全家都得遭殃。”

专案组开会商量，最后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由俄罗斯警察出面，以“核查护照”“登记居住信息”为由，把受害者请到警察局，然后中俄警方一起取证，这样不容易被黑帮现；另一条腿，秘密接触受害者，承诺绝对保护他们的信息，同时告诉他们“中国警方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黑帮打掉。”

民警们还做起了“感情牌”。那个阿城妇女，民警们去了三趟，每次都带着米、面、油，跟她拉家常，讲国内扫黑的力度。最后一次，妇女看着民警冻得通红的脸，终于哭着说“那些人把我丈夫绑在宾馆里，打了三天三夜，逼他写欠条……”

就这样，一点点地，受害者们开始敢说话了。专案组在俄罗斯一待就是一年半，从1999年夏初到2oo1年元旦，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受害者，终于摸清了两个黑帮的底细。

郑仁浩的一诺黑帮，核心成员有5人郑仁浩、崔国哲、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从1999年2月到2ooo年12月，实施绑架4起、抢劫12起、敲诈勒索1o起，涉案金额35万多人民币。

哈巴罗夫斯克的杜宪古黑帮，核心成员6人杜宪古、宋、金凤哲、霍启林、杜法古、王贵军，从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实施抢劫5起，涉案金额12万多人民币。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铁证如山。接下来，就是抓捕。

专案组决定先打一诺黑帮。乌苏里斯克的内务局抽调了5o多名俄罗斯警察协助，双方在乌苏里斯克宾馆的会议室里制定抓捕计划。根据情报，郑仁浩等人经常在乌苏里斯克宾馆9o4房间活动，这里既是他们的据点，也是关押人质的地方。

“就从9o4房间下手。”中国专案组的组长李向阳说，“一楼留两个人，防止漏网；其他人跟我上九楼。”

俄罗斯警察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叫沙克的翻译皱着眉头“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宾馆吗？”

一个俄罗斯警察说“我们有确切情报，郑仁浩现在就在9o4房间。”

沙克“哦”了一声，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机。没人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快按了几下，了一条短信。

此时此刻，9o4房间里，郑仁浩正和崔国哲等人打牌。他的手机“叮”地响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警察来了，快撤。”

郑仁浩心里一惊，立刻站起来“走，有情况。”

“怎么了？”陈宝军问。

“别问了，赶紧收拾东西。”郑仁浩一边往包里塞钱，一边说，“去海参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扑空后，肯定不会再盯着这里。”

几个人来不及多想，拎着包就从消防通道跑了。

专案组赶到9o4房间时，门是锁着的。俄罗斯警察用工具撬开房门，里面空无一人，桌上还放着没打完的牌，烟灰缸里的烟蒂还冒着烟。

“有人通风报信。”李向阳脸色一沉，“查，谁走漏了消息。”

线索很快就指向了沙克。这个翻译，表面上是俄罗斯警方的人，实际上是东宁朝鲜族，原名叫朴英玉。他高中毕业后就来俄罗斯做服装生意，后来因为和俄罗斯商人打架，在警察局展露了流利的俄语，被聘为翻译。他还跟俄罗斯警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帮他加入俄罗斯国籍，二是允许他继续经商。

朴英玉贪心不足，觉得翻译的工资太低。郑仁浩找到他时，许诺给他貂皮大衣和别墅，让他帮忙盯着警方的动静。第一次，有商人报案，朴英玉把“敲诈勒索”翻译成“债务纠纷”，帮郑仁浩的手下脱了罪。郑仁浩真的送了他一件貂皮大衣，朴英玉穿上后，觉得特别风光，从此就成了黑帮的“内线”。

这次通风报信，也是朴英玉干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专案组早就盯上了他。

郑仁浩等人逃到了友谊宾馆，这是乌苏里斯克最“豪华”的宾馆，有九层楼，房间里有24小时热水。他们登记入住后，崔国哲问“大哥，接下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