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申海,梧桐叶开始泛黄。
四川北路尽头那栋七层大楼的招牌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光。
“华中兴业联合社”几个大字,像一枚崭新的徽章,别在这座城市灰扑扑的衣襟上。
林阿福站在工地边缘,手里攥着一块碎砖,指节因为用力而白。
他今年四十三岁,曾经是闸北一家纺织厂的机修工。
淞沪会战的时候,工厂被炮弹炸塌了半边,老板跑了,机器也搬走了,他带着老婆孩子逃进租界,在难民收容所里住了整整十个月。
十个月。
三百天。
每天两碗稀粥,一床薄被,和三百个人挤在一间仓库里。
小儿子烧烧了三天,他跪在救济会门口求药,人家说磺胺要等下周。
等了一周,孩子烧成了肺炎。又等了一周,孩子没了。
他老婆哭了一个月,后来不哭了,只是呆。
有时候半夜醒来,她会突然坐起来,说“阿宝哭了”,然后愣愣地听着外面的风声,再慢慢躺下。
林阿福把碎砖扔进铁斗车里,铁皮出沉闷的撞击声。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片正在苏醒的废墟。
闸北,华界,去年这个时候还是战场。
弹孔密密麻麻地嵌在断墙上,像一张张狰狞的麻脸。
倒塌的楼房露出里面的钢筋,扭曲着伸向天空,像死去的树的根。
野草从瓦砾堆里长出来,已经半人高了,在风里沙沙地响。
但变化正在生。
东边那块空地上,打桩机已经架起来了,轰隆隆的声响震得地面微微颤。
西边那排旧仓库正在拆屋顶,工人们穿着灰扑扑的工装,像蚂蚁一样在房梁上爬来爬去。
南边新搭的工棚前,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都是来招工的。
林阿福排在队伍中间,前后都是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男人。
有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长衫,有的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还有几个穿着褪色的军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听说一天能挣八毛。”
前面一个瘦高个回头说,声音很小,像是怕被谁听见。
“八毛?”
旁边一个络腮胡子的男人不信。
“我上个月在码头扛包,一天累死累活才挣五毛。日本人能这么好心?”
“这你就不懂了。”
瘦高个左右看看,声音更小了。
“我听说这个什么联合社,是日本人和外国人合伙开的。外国人规矩多,工资给得也大方。再说了……”
说到这,他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人家日本人现在搞‘亲善’,总得做做样子吧?”
络腮胡子嗤笑一声,不说话了。
林阿福站在队伍里,听着前面的议论,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工地尽头那栋已经搭起骨架的厂房上。
钢结构的框架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工人们正在上面安装屋顶的檩条。
他看得出神——那是一个纺织厂的厂房。
他干过十年机修,熟悉纺织厂的每一台机器、每一根皮带、每一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