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冬盯着手中的金属餐盘,很久才回答“不知道。丧尸爆时我在部队,她和她妈妈在城南。通讯中断前最后一通电话,她们说会去防空洞。”
他没再说下去。
我们也没再问。
杨斯城打破了沉默“我妹妹喜欢的是流行歌,总是把音量开得很大,我妈天天骂她。”他笑了笑,笑容里有种年轻人特有的倔强,“要是有机会再见到她,我一定不嫌她吵了。”
那些夜晚,我们短暂地忘记了自己是战士,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崩溃。
我们只是六个分享着相似伤痛的人,在废墟中寻找着活下去的意义。
转变来得悄无声息。
起初只是传闻。从其他搜救队传来的零星消息,说高层有了“新策略”,说“为了更有效地对抗灾难,必须集中权力”。
我们没太在意——末日里谣言比感染者还多。
直到第一批“特别顾问”抵达四方洲基地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阴雨天,空气湿冷得像能拧出水来。
我们刚完成一次艰难的救援任务,从城北的化工厂里救出七个被困的工人,自己也都疲惫不堪。
杨斯城的左臂被腐蚀性液体溅到,虽然穿着防护服,但皮肤还是红了一大片。
医务室里,李薇正在给他上药,我们都聚集在那里,满身污垢和汗味。
门突然被推开了。
不是基地的常规守卫,而是四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制服上没有徽章,没有标识,只有纯粹的黑色。
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得令人不安,每一步的距离都像是用尺子量过。
“孙智队长。”中间的那个人说,声音平板无波,“请随我们来,最高指挥部有新的指示。”
我站起来,“我的队员需要休息,我可以明天。。。”
“现在。”那人的眼神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张雪冬也站了起来,“我陪队长去。”
黑衣人没有反对。
我和张雪冬交换了一个眼神,跟着他们走出了医务室。
基地的指挥中心我每周都来开会,但那天感觉完全不同。
走廊里多了陌生的面孔,都穿着那种黑色制服,像幽灵一样立在各个角落。
原有的工作人员似乎少了很多,剩下的也都低着头匆匆走过,不敢与我们对视。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
里面坐着三个人。
两个是基地的旧领导,我认识的。
但坐在主位的那个——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我从未见过。
面具是陶瓷质感的纯白,没有任何装饰,只在眼睛和嘴巴的位置留出空洞。
但奇怪的是,即使透过眼睛的空洞,我也看不清面具后的眼神。
光线似乎在那里扭曲了,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旋涡。
“孙队长,请坐。”面具后传出的声音经过处理,分不清男女,有种金属摩擦般的质感,“我是新成立的‘秩序重建委员会’特派员。你可以叫我白面具。”
我坐下来,感觉喉咙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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