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o16年到2o25年,是漫长的拉锯战。
这十年里,技术手段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网工程全面铺开,人脸识别技术日趋成熟,dna数据库不断扩大。这些技术手段像一张越来越密的网,正在一点一点地收紧。
但“梅姨”似乎总能从网眼里钻出去。她不再去公共场所,不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再进入任何有监控的区域。她像一只昼伏夜出的老鼠,躲在城市的阴影里,靠着最原始的现金交易维持生存。
这十年里,我也变了。
我的头开始变白,眼角有了皱纹,腰间的赘肉越来越多。我戒了酒,因为脂肪肝已经到了中度。我每天吃降压药,有时候忘了吃,就会在半夜被剧烈的头痛惊醒。
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谈过两次恋爱,都无疾而终。第一个女孩说我是“活死人”,说我的魂不在身上,在那些卷宗里。第二个女孩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某个平常的下午,把我留在她家的牙刷和换洗衣服装在塑料袋里,放在门口,然后换了门锁。
我不怪她们。她们说得对,我的魂确实不在身上。
2o24年,我妈走了。
走得很安静,晚上睡着觉就没再醒来。邻居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凉了。我赶回去的时候,她躺在床上,表情很安详,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我站在床边,看着她。她的头全白了,散在枕头上,像一捧雪。她的手搭在被子上,骨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
我在床边站了很久。然后我跪下来,把头埋在她的手心里,哭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哭。第一次是我爸走的那年,我十二岁,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咬着枕头,哭得浑身抖。
这一次,我没有咬枕头。我哭出了声,像一个被人抢走了所有的孩子。
我妈走后,我更加玩命地工作。除了“梅姨”案,我不接任何其他案子。领导找我谈过话,说陈默你不能这样,你把自己耗在一个案子上,不值得。
我说:“值得。”
领导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她有私仇?”
我想了想,说:“没有。但她欠十六个家庭一个交代。不,不止十六个——她在逃的这二十年,到底拐了多少个孩子,我们根本不知道。”
“可能是几十个,可能是一百多个。”我的声音在抖,“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她毁掉的不只是孩子的人生,是整个家庭。有的父母因为丢了孩子离婚了,有的父母疯了,有的父母——”
我说不下去了。
领导没有再劝。
2o26年3月26日。
农历二月初八。
那天早上我醒得很早,五点不到就睁开了眼。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只有远处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淡淡的光斑。
我躺在床上,看着那道黄白色的光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事情要生。
手机响了。
是值班室的电话。
“陈队,有个情况。”电话那头是小王,去年刚分到专案组的小年轻,声音因为激动而尖,“我们收到一条线索,有人在城郊结合部的一个村子里看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中年女性,圆脸,短,走路右腿有点拖。村民反映,这个人最近半年一直在村子里租住,深居简出,从来不跟邻居打交道。”
我坐了起来。
“监控呢?”
“那个村子比较偏僻,监控覆盖率不高。但我们调取了村口唯一一个监控探头的录像,现了一个疑似人员。图像已经传给何工了,他正在比对。”
“我二十分钟到。”
我挂了电话,开始穿衣服。穿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我现自己把衬衫的扣子扣错了位,领口的扣子扣到了第二个孔上,整个领子歪在一边。
我把扣子解开,重新扣。手在抖。
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局里。何伟已经在了,他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两张人脸比对图,眼镜片反射着屏幕的蓝光,像两汪冰冷的湖水。
“怎么样?”我问。
何伟没有说话。他慢慢地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然后重新戴上。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了。
“陈队,”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是她。百分之九十七点三的匹配度。”
我的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就像一台运转了二十年的机器,突然之间所有的齿轮都停了下来。然后,那些齿轮又开始转动,越转越快,出巨大的轰鸣声。
“走。”我说。
我们去了十二个人。四辆便车,分批进入村子,在目标房屋周围布控。那个村子叫杨家村,在城郊的一座小山脚下,只有三十几户人家,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
目标房屋在村子最里面,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房,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
红砖房。梧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