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对?”
“我说不上来,”老周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就是……总觉得有人在墙上走路。不是游客,是……在墙上走。”
我看了他一眼,没接话。拿了手电筒,往北十二楼的方向走去。
夜里的长城和白天完全不同。白天它是雄伟的、壮丽的、供人拍照的背景;到了夜里,它就变回了它本来的样子——一座古老的、沉默的、浑身伤疤的建筑。手电筒的光照在城墙上,那些刻痕在光影里忽隐忽现,像一张张一开一合的嘴。
我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北十二楼。
手电筒的光扫过那块砖——张某霞二姐妹留念,七个字还在,白花花的,像嵌在砖里的骨头。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些刻痕,指尖触到粗糙的砖面,冷的,硬的,没有温度。
但就在我手指触到刻痕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种震动。很微弱,像手机调了静音之后的震动,从指尖传到手掌,从手掌传到手臂,从手臂一直传到心脏。
咚。咚。咚。
不是我的心跳,是砖的。它在跳,像一颗石头做的心脏,在我手指下面缓慢而沉重地搏动着。
我猛地缩回手,跌坐在地上。手电筒掉了,在地上滚了两圈,光柱扫过城墙,扫过垛口,扫过远处黑沉沉的山。
然后我看见了。
在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城墙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墙上全是字。不是张某霞的那七个字,是所有的字——几百年来所有被刻在长城上的字——它们全部亮了起来,出惨白的光,像城墙的皮肤下面埋着无数根灯管。
我站起来,手电筒哆哆嗦嗦地照过去。那些字在光,每一笔每一划都亮得刺眼。我看见“到此一游”,看见“留念”,看见“我爱你”,看见“恨”,看见日期,看见人名,看见各种符号和图案。它们密密麻麻地覆盖在城墙上,像一层白色的苔藓,像尸体上的尸斑。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梦里的声音,是真实的、在夜风里飘荡的声音。和我梦里听到的一模一样——千千万万个声音叠在一起,从城墙的每一块砖里传出来,汇成同一个字:
“疼。”
那个声音不大,但清晰得可怕,像是有人贴着我的耳朵说的。我转过头,手电筒照向身后——什么都没有。
但当我转回头的时候,我看见了。
城墙上,那些光的字开始移动。它们不是在消失,而是在——爬。每一道刻痕都像一条白色的虫子,从砖缝里钻出来,在城墙上缓慢地蠕动。它们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像无数条小溪汇成河流,像无数根血管汇成主动脉。
它们汇聚的地方,是我蹲过的那块砖——张某霞二姐妹留念的那块砖。
所有的刻痕都爬到了那块砖上,叠在一起,融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一个形状。那个形状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从砖面上鼓起来,像浮雕,像从城墙的皮肤下面长出来的东西。
那是一个人形。
一个模糊的、没有五官的人形,从城墙上挣扎着往外挤,像婴儿从母体中分娩。它的身体是由无数道刻痕组成的,每一道刻痕都是它身上的一条纹路,一道伤疤。它没有脸,但我能感觉到它在看我——用全身的每一道刻痕在看我。
它张开了嘴——如果那算嘴的话——一道横贯整个面部的裂缝。
它说话了。声音不是从嘴里传出来的,是从城墙的每一块砖里传出来的,从每一道刻痕里传出来的,从地下、从空中、从四面八方传出来的:
“陈——默——”
它在叫我的名字。
“你——听——见——了——吗——”
我张着嘴,不出声音。我的腿在抖,但我站住了,没有跑。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跑——也许是因为我在这行干了十五年,我知道这些伤口是谁造成的,我知道它们为什么疼。
“我听见了。”我说。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那个人形又动了。它朝我伸出了一只手——不,不是手,是一团由刻痕扭结而成的突起。那只“手”慢慢地伸向我,越来越近,近到我能看清那些刻痕的细节——每一道都不一样,有深有浅,有新有旧,有中文有外文,有正经八百的签名有歪歪扭扭的涂鸦。
那只手停在了离我脸不到十厘米的地方。
然后它说话了,这一次声音很轻,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别——让——他——们——再——刻——了——”
“我们——疼——”
“疼了——五百年——了——”
那些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灌进我的耳朵里,灌进我的脑子里,灌进我的骨头缝里。我感觉自己的每一根骨头都在疼,像有人拿刀在上面刻字,一笔一划,慢条斯理地刻。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上出现了字。不是刻上去的,是从皮肤下面浮上来的,像血管一样清晰。“陈默”两个字,端端正正地浮在我右手的手背上。
我抬头看那个人形,它正在消散。那些刻痕从它身上脱落,一条一条地回到城墙上去,回到它们原来的位置。人形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小,最后重新变成了那块砖上的七个字——张某霞二姐妹留念。
城墙上的光熄灭了。四周重新陷入黑暗,只剩下我的手电筒在地上着微弱的光。
我弯腰捡起手电筒,照了照自己的右手——手背上什么都没有了。干净的,光滑的,没有任何痕迹。
但那种疼痛还在。骨子里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骨骼内壁上刻字,一笔一划,慢条斯理。
我踉踉跄跄地走下了长城。经过老周的岗亭时,他看见我的脸色,吓得差点把保温杯摔了。
“陈哥?陈哥你怎么了?你脸色跟死人一样!”
“没事。”我说,“老周,你有没有觉得……长城的砖,像是在疼?”
老周愣住了。他看了我半天,然后慢慢地点头。
“我在这儿守了八年夜班,”他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墙在叹气。不是风,是叹气。我跟我老婆说过,她说我神经病。”
“你不是神经病。”我说。
我开车回了家。一路上,车载收音机没有再自己打开。后视镜里,后座依然是空的。但我总觉得那个由刻痕组成的人形就坐在我身边,用没有五官的脸看着我,用全身的伤口看着我。
那天之后,我变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