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议既定,李儒眼中那簇幽火燃得愈明亮。
他枯瘦的身影几乎要融入书房跳动的烛影里,声线因压抑的兴奋而微微紧:“主公既有决断,儒必竭尽所能,将此……‘天命所归’之局,布得滴水不漏,圆融无碍。”
邓安看着他,目光深邃。
他太了解李儒了,这是一柄淬满阴毒、却也锋锐无匹的刀。
用他来做这“劝进”“禅让”之事,再合适不过。
那些台面下最阴私、最需要精准拿捏人心恐惧与欲望的环节,李儒能处理得比谁都“漂亮”。
“文优,”邓安缓缓开口,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此事交予你统筹。记住三点:其一,过程务必‘合规合礼’,尤其是对陛下,”
他顿了顿,刻意用了旧称。
“需极尽尊崇,言辞恭谨,一切都要看起来是他‘主动’体察时艰、顺应天命。
其二,朝野舆论,需有层次地推动,先从亲近我们的臣僚、地方郡守开始,再蔓延至整个士林。荆益的民心基础要打牢,那些学堂里的学子、安氏产业的伙计,都可以是传声筒。
其三,襄阳城里的汉室宗亲、旧臣,要妥善安抚,该加恩的加恩,该示以宽仁的示以宽仁。我不希望登基之日,背后还有心怀怨怼的哭声。”
李儒深深一揖,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弧度:“主公思虑周全,儒省得。‘主动’体察,‘合规合礼’,‘舆情渐染’,‘旧臣安抚’……儒,定将此事办成一场千古典范的‘禅让’佳话。”
他退下时,步履轻盈,那身灰袍仿佛带着某种即将搅动风云的寒意。
建安六年(公元2o1年)五月,襄阳。
春末夏初,空气中已浮动着燥热。
但比天气更灼人的,是悄然席卷整个荆州、益州乃至交州部分地区的“劝进”风潮。
先动起来的,是军方。
以杨再兴、秦琼、尉迟恭、张辽等为的一干骄兵悍将,联名上表,言辞直白粗粝:
“主公提三尺剑,平荆益,定南中,救天子于危难,解万民于倒悬,功高盖世,德被苍生。
今汉室衰微,神器无主,四海汹汹,非雄主不能定也。
臣等冒死以闻:天命在邓,愿主公顺天应人,早正大位,臣等愿效死力,荡平不臣!”
这份充斥着武力威慑意味的表章,像第一把重锤,敲在了本就脆弱的旧秩序上。
紧接着,以荀攸、蒯越、蒯良、陈群等为代表的文官系统,以及薛收、谢安、狄仁杰等核心谋士的表章也递了上去。
他们的奏疏引经据典,文采斐然,从“五德终始”说到“民心所向”,从“伊尹、霍光”类比到“尧舜禅让”,核心论点只有一个:
汉火德已衰,邓氏当兴,此乃天道循环,非人力可逆。
邓安大将军功盖寰宇,唯有进位称尊,方能承天景命,安定社稷。
地方上,荆州各郡太守、益州新附的郡守县令、南中归化的部落领,乃至交州派来的,也纷纷呈上劝进文书。
一时间,通往襄阳大将军府的驿道,车马络绎不绝,尽是载着盖有各地官印、言辞恳切或惶恐表章的箱箧。
襄阳城内,茶馆酒肆、学堂工坊,“天命在邓”的议论渐成主流。
安氏大排档的伙计们,休息时也在交头接耳:“听说了吗?连益州的诸葛先生、庞先生都上书了!”
“可不是,咱们大将军这般本事,早就该当皇帝了!跟着大将军,有饭吃,有田种,娃还能上学堂!”
“就是,汉家天子……唉,不提也罢。”
舆论如火如荼,但身处漩涡中心的两个人,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静默。
邓安依“古礼”,连续三次退回所有劝进表章,并公开出“教令”,自称“德薄才鲜,蒙陛下信重,委以军政,焉敢僭越?诸君忠心可嘉,然此言切不可再提,免陷安于不忠不义之地。”姿态做足,情真意切。
而居住在襄阳城内别宫、被严密“保护”起来的汉献帝刘协,则在一种巨大的、无声的压力中日益憔悴。
他今年不过二十岁,但经历董卓之乱、长安颠沛、又被“接回”襄阳“奉养”多年,早已不是懵懂孩童。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个皇帝,从被这位姐夫“救”出长安那天起,就只是一件精致的摆设,一面早已褪色的旗帜。
如今,这面旗帜连最后一点遮蔽风雨的作用都要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