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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暗流合击锚点归航(第2页)

“破”的,是以张岳为代表的、封闭僵化、唯技术论、忽视人与体系协同的旧模式。皇帝的限制旨意,只是撕开了一道口子,真正的“破”,需要在战场上、在人心上、在制度上,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去证明旧路的失败与新路的可行。

“立”的,则是他正在尝试构建的、以实战需求为牵引、鼓励基层智慧、注重体系协同与技术多样性相结合的新范式。这绝非易事,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更需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对抗中,证明其有效性。

郑和的第一步,是整合。他以皇帝授权为依托,以“整训战备”为名,开始对东南水师的残存力量进行彻底的梳理和重组。他打破了旧有的舰艇编制和官兵隶属,按照新的战术思想,重新编组为几个功能互补的“混成战术群”:有以快侦察和袭扰为主的“斥候群”,有以近战接舷和跳帮为主的“突击群”,有以火力支援和远程压制为主的“炮舰群”(虽然暂时缺乏强力火炮,但集中了所有堪用的碗口铳、弩炮和经过简易改造的旧式火炮),还有负责后勤保障与修补的“辅船群”。

每个“战术群”的指挥官,都是他亲自挑选的、既有实战经验、又对新战术思想抱有开放态度的中坚军官。他赋予了这些指挥官相当大的临机决断权,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战术,并及时总结反馈。

与此同时,那个非正式的“战法研讨与器械改良会”,在郑和的默许甚至暗中支持下,规模逐渐扩大,讨论的内容也从简单的器械改良,延伸到战术配合、情报判读、乃至对“黑船”行为模式的深入分析。汪直通过那条隐秘渠道传递来的、关于“黑船”可能存在的补给规律和活动区域偏好的零星信息,成为了会上反复研讨的焦点。一些工匠出身的士兵和民间老师傅提出的、看似“土气”却极具巧思的改装方案(如在船加装可射火油罐的简易抛射器、在船舷安装可快拆卸的防跳帮铁网等),也被郑和采纳,并迅在小范围内试用、改进。

这种“自下而上”的智慧汇聚与“授权赋能”式的指挥体系,与张岳时代那种“自上而下”的绝对技术控制和僵化规程,形成了天壤之别。虽然新体系的战斗力尚未经过大规模实战检验,但水师官兵的精气神,却以肉眼可见的度恢复和提升。他们感到自己不再是冰冷规程下的“操作工”,而是可以思考、可以创造、可以为胜利贡献智慧的“战士”。

然而,变革并非一帆风顺。精器坊虽被限制,但其影响力并未消失。一些仍然迷信“神威炮”威力、或与张岳体系有利益关联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郑和的“土法上马”和“分散授权”颇不以为然,私下议论这是“胡闹”、“舍本逐末”。皇帝虽然支持郑和,但朝中要求尽快看到“成效”、甚至催促郑和主动寻敌决战的声音,也从未停息。

压力之下,郑和做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他不仅封存了“神威炮”,还下令将部分从精器坊派来的、态度傲慢或与新体系格格不入的“技术监理”和工匠,“礼送”回京。这一举动,无异于公开与张岳体系决裂,也彻底激怒了精器坊及其背后的势力。

消息传回北京,张岳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弹劾郑和“擅权跋扈”、“排斥异己”、“贻误军机”的奏疏再次堆满皇帝的案头。但这一次,朱棣的反应却耐人寻味。他没有立刻表态支持任何一方,只是将弹劾奏疏留中不,同时给郑和去一道简短口谕:“朕知前线艰难,任事不易。卿但放手去做,以战果示朕即可。”

这看似平淡的口谕,实则是对郑和最大的支持和最沉重的压力。“放手去做”,意味着皇帝默许甚至鼓励他打破旧有桎梏;“以战果示朕”,则意味着最终的评判标准,将是无情的战场胜负。

张岳在得知郑和“礼送”其手下人员、而皇帝态度暧昧后,将自己关在精器坊的时间更长了。他面前摊开的,不再是火炮图纸,而是一份份关于前线官兵对新体系积极反馈的报告、关于“战法研讨会”上那些“土法”改良的摘要、甚至还有郑和那套“混成战术群”的粗略构想图。这些信息,在他的“运算核心”中,引了前所未有的逻辑混乱和“参数冲突”。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不符合“最优设计”、甚至有些简陋的“土法”,能被官兵接受并激士气?为什么分散的、看似“非标准化”的授权指挥,反而可能提升反应度?为什么皇帝会容忍甚至支持这种对“技术权威”和“标准化”的挑战?

这些“非理性”的现象,如同病毒般侵入他绝对理性的思维架构。他试图用更复杂的模型去解释、去包容这些变量,却现自己的“目标函数”开始变得模糊、矛盾。那丝因生存压力而启动的“优化”程序,此刻陷入了近乎死循环的挣扎:是继续坚持绝对的技术理性,哪怕被皇帝和前线抛弃?还是尝试去理解、甚至融入那些他曾经完全蔑视的“人的因素”、“政治因素”、“非技术因素”?

张岳的沉默,比任何咆哮都更加令人不安。精器坊那日夜不息的炉火,似乎也黯淡了几分。他反馈回“奇点”的意志波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自我怀疑”的杂音。这个曾经最纯粹、最稳定的“技术锚点”,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可能决定其最终形态的“内在崩解与重构”。

三、奇点聚焦:合流的暗影与抉择的时刻

当沈敬与方孝孺在洪武达成基于现实利益的“有限合作”,观测所得以在官方羽翼下继续其隐秘探查,而于谦则转入更深的地下潜伏时;当郑和在永乐大刀阔斧地进行体系整合与变革,以实战需求倒逼技术路径调整,而张岳则因“非理性”冲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挣扎时——“奇点”那越时空的意志,其“观察焦点”开始生明确的转移。

它不再平均地关注所有锚点和两条道路的宏观进程。相反,它开始将更多的“计算力”和“注意力”,集中到两个因外部压力而被迫加演进、且其动向将极大影响未来格局的关键“交互界面”上:

其一,是洪武朝“秩序维稳”与“边缘探查”的结合点——沈敬与方孝孺的“合作”。这种结合,代表着洪武体系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威胁时,一种务实而灵活的应变:既保持中央权威和官僚体系的基本稳定(方孝孺),又容忍甚至利用体制外的非常规信息获取能力(沈敬)。这种模式的成效与可持续性,将直接检验洪武“秩序”道路在危机中的“包容性”与“适应性上限”。如果合作成功,能有效应对“黑船”威胁,则证明这种“刚柔并济”的模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如果合作破裂,或因内部猜忌(如于谦可能的干预)而失败,则暴露其体系的“排异反应”与内在僵化。

其二,是永乐朝“技术路径”与“体系变革”的碰撞点——郑和与张岳(及其背后体系)的“对决”。这场对决,已从单纯的技术路线之争,升级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事—技术—组织哲学”的较量。郑和代表的是回归实战、以人为本、鼓励创新的“实践—演化”路径;张岳(尽管已陷入困惑)及其体系代表的是追求绝对控制、技术至上、忽视人性的“设计—控制”路径。皇帝的态度,前线官兵的选择,以及即将到来的实战检验,将决定哪一种路径更适应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强敌环伺的时代。这场对决的结果,不仅关乎永乐一朝的海疆安危,更可能为后世留下关于技术与文明关系的深刻镜鉴。

“奇点”敏锐地察觉到,这两处“交互界面”的演变,正隐隐被同一个“外部引力源”所牵引和塑造——那就是来自南方海域的、神秘的“黑船”势力。沈敬与方孝孺合作探查的目标是它;郑和整合变革、准备应对的强敌也是它。这个“阴影”,已然成为同时搅动两个大明时空局势的“最大公因式”和“终极试金石”。

因此,“奇点”开始将其庞大的感知网络,更多地“聚焦”于南方。它尝试通过沈敬那条愈活跃的情报线、郑和正在构建的情报体系、乃至张岳体系可能泄露的技术信息流向,去拼凑那片迷雾之后更清晰的图景。它渴望知道,这个能够同时挑战两个大明的势力,其内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的技术从何而来?它的领是谁?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和崛起,与“奇点”自身对两个大明时空的持续干预,是否存在某种尚未被察觉的“因果回响”或“意外衍生品”?

暗流正在两个时空的内部涌动、合流,并共同指向南方那片未知的深海。

锚点们,无论是主动整合还是被动归航,都已无法置身事外。

沈敬、于谦、郑和、张岳……他们的抉择与行动,将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更将深刻影响各自所代表道路的未来,并共同塑造这场由无形之手开启的“双明实验”的最终结局。

而此刻,在遥远南方的某片被浓雾笼罩的海域,一支更加庞大、装备也更加精良的“黑船”舰队,正在悄然集结。其旗舰的指挥室内,一个身影立于海图前,手指缓缓划过标注着“大明”海岸线的区域,嘴角勾起一丝冰冷而玩味的弧度。

真正的风暴,或许才刚刚开始酝酿。归航的锚点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一场远他们想象的、决定文明航向的终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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