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沿线沿线还好,但对于对于山西、陕西、河南大部、河北西部等广袤的内陆地区,粮食无法通过漕运直达。
在没有现代公路和卡车的时代,陆路运输主要靠人力和畜力。
粮食在运输途中,大部分都会被运输队伍本身在途中消耗掉。
因此,北折南本的税收格局,成为了大明在特定地理与经济条件下,为维系帝国生存而做出的最不坏的制度选择。
用南方的粮食和北方的银钱,共同支撑起了这个政治与经济中心严重撕裂的庞大帝国。
报完田赋,张凤又说起商税来。
“自开海以来,商贸达。海内外收入商税,计银元四百零三万块。”
这还没算通过海贸赚取的粮食,折色之后,估计又能增加二三十万块。
还有,石见银矿今年运回来七十万两白银,铸成银元又是逾八十万块。
总收入,稳稳突破五百万块银元。
喜事啊,百官听后,皆是脸露喜色。
以往的朝廷,粮食收得多,银钱之类的货币却少得可怜。
尤其是洪武朝,一年货币税,只有只有几十万。
是的,连一百万都没有。
而如今,仅商税一项,银元收入就过了五百万。
这,正是朱祁钰敢于改革俸禄制度,敢于更改官制,一口气增设数万官员的底气。
国家确实是富了。
但朱祁钰不是汉文帝,不会任由银钱堆在库中霉,连串钱的绳子都烂掉。
他要把这些钱都花出去,让钱流向民间,让百姓手中有钱。
唯有如此,才能盘活整个经济,让物品真正流通起来。
还能让那些因“折色”而苦了一辈子的北方农民,能上喘一口气。
他们为这个帝国,付出得实在太多了。
为此,朱祁钰准备在大明朝,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基建时代。
大举兴修水利、官道、港口……利用这些级工程,面向全国招募民工。
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堂堂正正地撒币,把国库里的钱,撒到民间去。
百姓有了钱,自然就会去消费。
是给娃儿扯二尺新布,是打一壶好久没尝过的酒,是给家里添一把铁犁。
这最朴素的欲望,便能带动最底层的商业繁荣,最终反哺朝廷,增加商税。
要刺激百姓消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手里有钱。
而不是在那里尬吹,花钱有多么好,多么幸福。
花钱的好处,我还要你教?
我是不想么,我特么是没钱!
更关键的是,老百姓通过劳动获得报酬,改善了生活,自然会对朝廷生出认同。
这世上最坚固的城墙,不是砖石垒砌,而是这亿万民心的归附。
南宋时期,钓鱼城军民一心,没有中央支援,也能扛住巅峰蒙古三十六年。
更是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直接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
欧洲人都该给钓鱼城军民磕一个。
而同时期的临安,作为南宋都,拥有全国最优质的资源,元军兵临城下时,却几乎是不战而降。
这大基建时代,正是收拢民心的利器。
把钱花在百姓身上,就是在铸造千千万万个“钓鱼城”。
不过么,这大基建时代,朱祁钰并不准备立马公布。
他还需要塘报配合,才能把这件事的声势放到最大。
也不知定国公家的塘报,如今办得怎么样了……
能不能,让本王摘个桃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