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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东汉后期 王朝的衰败与动荡（第1页）

东汉后期：王朝的衰败与动荡（约黄帝纪年4219-431o年，公元88-公元189年）

公元88年的洛阳，秋风吹过南宫的铜驼街，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落在刚即位的汉和帝刘肇的龙椅旁。这位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双手紧紧攥着衣角，眼神里满是不安——他的父亲汉章帝刚去世，母亲窦太后垂帘听政，朝堂上的大小事务，全由舅舅窦宪说了算。

窦宪此时正站在殿中，穿着绣着金线的大将军朝服，腰间挂着宝剑，神态傲慢。他刚刚下令将反对自己的大臣袁安贬为庶民，满朝文武没人敢吱声。窦宪扫了一眼宝座上的刘肇，嘴角露出一丝不屑——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也配当皇帝？这东汉的天下，早晚是他窦家的。

窦氏家族的专权，从汉章帝时期就开始了。窦太后是汉章帝的皇后，她的父亲窦融是东汉开国功臣，窦家在朝廷中本来就根基深厚。窦太后得宠后，她的兄弟窦宪、窦笃、窦景等人纷纷入朝为官，掌握了军政大权。汉章帝虽然知道窦氏家族权势太大，但他性格温和，又宠爱窦太后，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打压。如今汉章帝去世，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更是如虎添翼，把朝廷变成了自家的后院。

窦宪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他不仅在朝廷中安插亲信，还把自己的党羽派到地方当太守、县令，让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洛阳城里的富商，只要不向窦家送礼，就会被安上“谋反”的罪名，家产被抄，家人被流放。有个叫王充的学者，因为写了一本《论衡》批评时政，得罪了窦宪，窦宪就派人把王充的家烧了，还把王充抓起来，差点打死。

更过分的是，窦宪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竟然擅自动对匈奴的战争。公元89年，他率领大军北伐匈奴，虽然打了胜仗，却耗费了大量的粮食和钱财。当时东汉的国库本来就不充裕，经过窦宪这么一折腾，更是空虚。老百姓的赋税被加重，很多人因为交不起税，只能卖儿卖女，流离失所。

窦宪的专横跋扈，连小皇帝刘肇都看在眼里。他虽然年幼，却很聪明，知道自己要是再忍下去，东汉的江山就会被窦家夺走。可朝廷里的大臣大多依附于窦氏，刘肇根本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无奈之下，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身边的宦官身上。

宦官郑众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早年入宫，因为做事谨慎，深得汉章帝的信任，如今又成了汉和帝的贴身太监。郑众早就看不惯窦宪的所作所为，他知道，只要帮助刘肇夺回权力，自己就能飞黄腾达。于是，他经常在刘肇耳边吹风，说窦宪有谋反之心，劝刘肇早做打算。

公元92年，窦宪率军从匈奴前线归来，洛阳城里张灯结彩，准备迎接他。窦宪以为自己立下了大功，刘肇一定会更加重用他，根本没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刘肇和郑众趁机密谋，他们先以“犒劳军队”的名义，让窦宪的部下分散驻扎，然后又下旨召窦宪入宫。窦宪毫无防备，刚走进宫门，就被埋伏好的士兵抓了起来。

刘肇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了窦宪的罪状，下令将窦宪和他的兄弟窦笃、窦景等人贬到外地。不久之后，刘肇又派人给窦宪送去了毒药，逼他自杀。窦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一一清算，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死。困扰东汉多年的窦氏外戚专权，终于被解决了。

郑众因为帮助刘肇夺回权力，被封为鄛乡侯，还被任命为大长秋，掌管宫廷事务。从此，宦官开始正式参与朝政，开启了东汉宦官封侯的先例。刘肇本来想借助宦官的力量制衡外戚，可他没想到，宦官一旦掌握权力，比外戚还要贪婪、残暴。

郑众掌权后，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大肆提拔亲信，卖官鬻爵。想要当官的人，只要给郑众送足够多的钱，就能得到想要的职位。有个叫张禹的富商，给郑众送了一百万钱，竟然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张禹到任后，拼命搜刮百姓，把冀州搞得民不聊生。

郑众还纵容自己的侄子郑伦在洛阳城里横行霸道。郑伦经常带着家丁在街上抢东西，看到漂亮的女子就强行掳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次，郑伦抢了洛阳令李固的女儿，李固气得上书弹劾郑伦，结果反而被郑众贬到了偏远的地方。

汉和帝虽然知道郑众的所作所为，但他已经离不开宦官的支持了。因为窦氏家族被铲除后，其他外戚势力又开始抬头，汉和帝只能继续依靠宦官来制衡外戚。就这样，外戚和宦官开始交替专权，形成了恶性循环。

汉和帝去世后，东汉的皇帝大多年幼即位，比如汉殇帝即位时才一百多天，汉安帝即位时才十三岁，汉顺帝即位时才十一岁。这些小皇帝没有能力处理朝政，只能由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又重用自己的娘家人，导致外戚势力再次膨胀。等到小皇帝长大后，想要夺回权力，又只能依靠宦官，于是宦官势力再次崛起。

在这期间，外戚和宦官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残杀，把东汉的政治搞得一团糟。比如汉安帝时期，邓太后临朝听政，邓氏外戚掌握大权。邓太后去世后，汉安帝联合宦官李闰、江京，铲除了邓氏家族。可李闰、江京掌权后，又和皇后阎氏勾结，害死了汉安帝的太子刘保。汉安帝去世后，阎氏外戚立年幼的刘懿为帝，可刘懿在位没几个月就死了。宦官孙程等人趁机动政变，拥立刘保为帝，即汉顺帝。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因为拥立有功，全被封侯，宦官势力达到了顶峰。

外戚和宦官的争权乱政，使得东汉的政治越来越腐败，官员们只知道争权夺利，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地方官员和豪强相互勾结，大量兼并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只能沦为流民或佃农，承受着沉重的剥削。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频繁，水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很多人饿死在路边，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就在外戚和宦官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一股新的力量站了出来，试图匡正朝纲，这就是士人阶层。

东汉的士人阶层主要由太学生和正直的官员组成。太学生是在太学里学习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胸怀大志，希望能为国家效力。正直的官员则看不惯外戚和宦官的专权腐败，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

李膺是当时士人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负责监察京城的官员和豪强。当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令，因为贪污腐败、残害百姓，被李膺下令逮捕。张朔害怕被处死，躲到了张让的家里，藏在柱子里。李膺亲自带人冲进张让的家，把柱子砸开，抓住了张朔，然后依法将他处死。张让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虽然很生气，但因为李膺做得有理有据，也只能不了了之。从此，李膺名声大震，人们都称他为“天下模楷李元礼”。

陈蕃也是一位着名的士人官员。他担任太尉时，多次上书弹劾宦官和外戚，要求汉桓帝整顿吏治，重用贤能。有一次，汉桓帝想封自己的乳母赵娆为侯，陈蕃坚决反对，说“封侯是国家的大事，只能封给有功之臣，赵娆没有任何功劳，不能封侯”。汉桓帝虽然不高兴，但也只能放弃。陈蕃还积极提拔有才能的士人，比如李膺、杜密等人，都得到了陈蕃的重用。

太学生们也积极参与到抗争中来。他们在洛阳城里集会，抨击时政，声援那些敢于对抗外戚和宦官的官员。太学生们还编了很多歌谣，比如“天下有道，桓灵为否；大夫不言，小人利口”，来讽刺汉桓帝和汉灵帝的昏庸，以及外戚和宦官的专权。这些歌谣在洛阳城里广为流传，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士人的抗争，触动了外戚和宦官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对士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引了历史上着名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生在公元166年。当时，宦官赵津、侯览等人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地方官员李膺、杜密等人将他们逮捕处死。宦官们怀恨在心，向汉桓帝诬告李膺等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汉桓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名士人，把他们关进大牢。

消息传开后，太学生们纷纷上书请愿，要求释放李膺等人。全国各地的官员和百姓也纷纷声援士人。汉桓帝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了李膺等人，但把他们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士人并没有放弃抗争。他们继续在民间传播自己的思想，抨击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宦官们看到士人势力越来越大，决定再次进行镇压。

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宦官侯览等人诬陷李膺、杜密等士人结党谋反，汉灵帝下令大肆捕杀党人。李膺得知消息后，坦然自若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国家，我死而无憾”。他主动回到洛阳，被宦官逮捕入狱，最后被折磨致死。杜密、范滂等一百多名士人也先后被杀，受牵连者多达六七百人。汉灵帝还下令，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严重打击了士人的积极性，使得东汉朝廷失去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从此，朝廷里只剩下外戚和宦官的爪牙，政治更加腐败，东汉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就在东汉王朝内忧外患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了，这就是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袖是张角。张角是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人，他早年创立了太平道，以“致太平”为口号，在民间传播道教思想。太平道主张平等、互助，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张角还利用自己的医术，为老百姓治病，免费放药物，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