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辛苦了。”
老韩在电话那头笑了。
“赵总工,您才辛苦。这一个月,您在北京扛着,比我难。”
赵四没说话。
老韩又说。“对了,那家德国公司的人,想见见您。”
赵四愣了一下。
“见我干什么?”
老韩说。“他们老板说,敢这么干的中国人,他想认识认识。”
赵四想了想。
“行。下次他来,我见。”
挂了电话,赵四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窗外,天已经黑了。中关村的街上,路灯亮起来,一盏一盏,连成一片。
他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
忽然笑了。
1988年1月,德国人来北京。
是个老头,六十来岁,头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站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冻得直搓手。
老韩给赵四介绍。
“这位是汉斯先生,那家公司的老板。”
赵四伸出手。
“汉斯先生,欢迎来北京。”
汉斯握住他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
“赵先生,久仰。”
两个人在办公室坐下。老韩当翻译,聊了一个下午。
汉斯说,他在德国干这行三十年了,跟中国人打交道也有二十年。
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有精明的,有老实的,有胆小的,有莽撞的。但像赵四这样的,第一次见。
“十万美金,你一个人扛。你不怕出事?”
赵四听了老韩的翻译,笑了。
“怕。但怕也要扛。”
汉斯看着他。
“为什么?”
赵四想了想。
“因为那台设备,能帮我们造出更好的芯片。”
他看着汉斯。
“更好的芯片,能让更多人用上计算机。
能让工厂效率更高,能让学校教得更好,能让医生救更多人。”
他顿了顿。
“十万美金,换这些,值。”
汉斯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点点头。
“赵先生,我敬你一杯。”
他从包里拿出一瓶酒,德国黑啤。
“这是我从德国带来的。咱们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