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看着赵四,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你啊,还是当年在‘盘古’时的样子。”
“行,人我给你。但赵明,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照顾好他们。”
王教授的声音有些颤,“这些孩子……都是好苗子。”
“别让他们……别让他们白白付出。”
赵四郑重地点头:“我答应您。”
从清华出来时,天已经擦黑。
赵四骑着那辆老自行车,穿行在暮色中的北京胡同里。
车筐里放着王教授给的三个学生的档案材料,薄薄的几页纸,却沉甸甸的。
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一周,赵四又跑了北大、中科院、邮电科学院……
他见的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
我们需要人,需要最优秀的人,去做一件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必须去做的事。
有人听完直接摇头:“太玄了,赵总工,不是我不支持,是实在看不到可行性。”
有人犹豫再三:“让我想想,我得跟家里人商量。”
但也有人,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在北大理科楼一间堆满演算纸的办公室里,赵四见到了数学系的青年教师杨振华。
三十出头,戴着厚厚的眼镜,衬衫袖口磨得白。
赵四只说了十分钟,杨振华就站了起来,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然后转身:
“赵总工,您说的那个指令集优化问题,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图论中的最短路径问题?”
赵四一愣,随即激动起来:“对!就是这个思路!您怎么会……”
“我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方向。”
杨振华推了推眼镜,有些不好意思,“但毕业后分配来教书,一直没机会应用。“
“赵总工,如果您不嫌弃,我……我想加入。”
在中科院半导体所,赵四见到了五十多岁的研究员孙立人。
早年留苏归国,因为“成分问题”一直在一线做实验,没能带项目。
赵四说完,孙立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黄的稿纸:
“这是我六三年开始整理的半导体工艺笔记,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
“我能找到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赵总工,我老了,带不了大项目,但如果您需要个看炉子、调参数的老师傅……”
“我随时可以。”
在邮电科学院的通信实验室,赵四见到了四十出头的女工程师陈芳。
国内最早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那批人之一。
听完赵四的介绍,陈芳没有马上表态。
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化的通信系统框图,然后在“编码”和“解码”两个模块上重重画了圈:
“赵总工,您说的芯片设计工具,本质上也是编码。”
“把逻辑功能‘编码’成晶体管布局。”
“我们搞通信的,最懂怎么设计高效、可靠的编码系统。”
“这个课题,我感兴趣。”
七月流火,北京的夏天闷热难当。
赵四的办公室墙上,挂起了一张巨大的人员联络图。
一个个名字被写在卡片上,用不同颜色的线连接。
红色代表已确定加入,蓝色代表在接触中,黄色代表有待进一步考察。
陈启明、林雪、张卫东的三个小组已经扩充到了十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