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临过《灵飞经》的熟稔,不是博物馆拓片的遥远印象——是刻在骨子里的熟悉。
三年前,父亲病危住院,我在他床头柜抽屉里翻出一只紫檀匣子。匣底垫着褪色的绛红绒布,上面静静躺着一方端砚,砚池里干涸的墨渍早已龟裂,而匣盖内侧,就题着这样一行小楷,落款是“梧桐居士”。
父亲从不写字。他是个修自行车的老匠人,双手布满油污与老茧,连签名都歪斜笨拙。
可那方砚台,是他十八岁生日时,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送的。那人只留下一句话:“梧桐里不接活人,只渡未尽之念。”
后来父亲疯了。不是癫狂大笑的那种疯,是静默的疯——整日坐在院中老梧桐树下,对着空气说话,说“该还了”,说“时辰到了”,说“她还在等车”。
三个月后,他穿着最体面的藏青中山装,在梧桐里那条窄弄口,迎着晨雾,平静地躺进了殡仪馆的担架。
我从未告诉任何人,那天清晨,我亲眼看见他身后,有一辆没有牌照的墨绿色公交车,缓缓停靠在巷口。车门无声开启,里面空无一人,唯有顶灯幽幽亮着,像一只等待已久的、半睁的眼睛。
此刻,这行字,就在我指尖之下,以裂纹为纸,以玻璃为碑,复刻着父亲匣盖上的诅咒。
我喉结滚动,想咽下一口唾沫,却只尝到铁锈味。
低头看手。
袖口蹭着玻璃,蹭出一道灰白印子。我下意识用拇指去擦——动作停在半空。
那道印子,没擦掉。
反而……渗进了玻璃里。
像墨汁滴入生宣,迅晕染、扩散,边缘泛起细微的毛刺,如同活物在呼吸。几秒钟后,印子竟微微凸起,形成一道浅浅的浮雕——正是我袖口磨损的纹理,针脚走向、布料褶皱,纤毫毕现。
我猛地缩手。
指尖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低头看——食指指腹,一道细如丝的血线正缓缓渗出,血珠圆润,却迟迟不落,悬在皮肤表面,像一颗被无形丝线吊住的朱砂痣。
我盯着那滴血。
它忽然颤了颤。
然后,朝着玻璃的方向,极其缓慢地……倾斜。
不是受重力牵引,是主动偏移。仿佛玻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吸它。
我猛地抬头,目光扫过车厢。
空的。
整节车厢,只有我一个“人”。
但不对。
座椅扶手上,搭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藏青色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氧化黑的铜制自行车铃铛。
那是父亲的。
我昨天亲手放进他棺木里的。
我踉跄后退一步,后背撞上冰冷的金属立柱。
柱身并非光滑,而是覆着一层极细密的、类似梧桐树皮的凹凸纹路。我伸手摸去,指尖传来粗粝的触感,还有一点……温热。
像刚剥开的树皮底下,尚存的汁液余温。
这时,广播又响了。
还是那个甜腻女声,语调却变了。
不再柔软,不再婉转。
像一把钝刀,在生锈的铁皮上反复刮擦:
“梧桐里站,已到。请下车的乘客,携带好您的‘未竟之事’。”
“未竟之事”四个字,被刻意拖长,尾音扭曲上扬,如同指甲刮过黑板,又骤然掐断。
我死死盯住那件中山装。
它动了。
不是被风吹,不是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