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长途卧铺大巴的倒数第二排,靠窗。窗外是凌晨三点的皖南山区,山影如墨泼在天幕上,浓得化不开。车灯劈开两道昏黄光刃,切进浓雾里,又迅被吞没。引擎低吼,底盘震颤,像一头疲惫而固执的兽,在盘山公路上缓慢爬行。我戴上耳机——一副老式有线耳塞,金属外壳冰凉,线缆缠绕在指节上,像一条蛰伏的蛇。手机屏幕亮着,播放列表里是《黑胶时代·1987》合辑,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刚起前奏,我拇指一划,音量调至max。
可就在那一秒,左耳深处,毫无征兆地浮出一段童谣。
不是从耳机里漏出来的,不是环境杂音,不是幻听——它就在我耳道内壁上生了根,细、软、湿,带着乳牙未褪尽的奶气,又裹着一层陈年樟脑丸的涩味:
“红布包,白布裹,车上人,不许躲……”
声音不高,却字字凿进鼓膜,像用绣花针蘸了冰水,一针一针扎进耳蜗褶皱。我猛地摘下左耳耳机——右耳还连着线,邓丽君温软的尾音仍在流淌:“人生路,美梦似路长……”可左耳,那童声非但未断,反而更清晰了,甚至带上了回响,仿佛耳道深处忽然裂开一道窄缝,缝后是间老祠堂:青砖地沁着潮气,神龛蒙灰,供桌上三支残香将熄未熄,一缕青烟悬在半空,凝而不散。
我屏住呼吸,用食指轻轻按压左耳耳屏。没用。那声音反而随我的脉搏一起跳动,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精准踩在我颈动脉的搏动上。
我转头看向过道对面。斜前方第三排,一个穿靛蓝斜纹布褂子的老妇人正闭目假寐,枯瘦的手搭在膝上,指甲泛着青灰,像浸过陈年尸水。她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枚铜戒,戒面磨得亮,刻着模糊的“寿”字——可那“寿”字最后一笔,分明是歪斜向下的钩,钩尖拖出一道细长刻痕,形如未干血丝。
我喉结滚动,咽下一口苦的唾液。
这不是第一次。
三天前,在合肥南站候车室,我买了一杯热豆浆,捧在手里暖手。广播报着k9o23次晚点两小时。我低头刷手机,余光扫见玻璃幕墙倒影——身后长椅上坐着个穿红肚兜的小女孩,赤脚,脚踝系着褪色红绳,绳结处缀着一颗干瘪的桃核。我倏然回头,长椅空荡,只有一张揉皱的《江淮晨报》,头版标题赫然是:“歙县古道现无名女童骸骨,距今约三十七年”。
昨夜,我在服务区洗手间隔间里解手。水龙头哗哗淌着,我抖完提裤,抬头照镜。镜中我身后,门缝底下,缓缓滑进一只布鞋——千层底,鞋尖绣着褪色的并蒂莲,鞋帮沾着泥,泥里嵌着几片枯槐叶。我没敢转身,盯着镜中自己惨白的脸,数到第七秒,那鞋才慢慢退回去,像被什么看不见的手拽走。
而此刻,在这辆开往黄山屯溪的夜班车上,那童谣又来了。
“红布包,白布裹,车上人,不许躲……”
第二句刚落,我左耳耳道深处,竟传来极轻的“窸窣”声——似布帛摩擦,又似幼鼠啃噬棉絮。我下意识抬手去掏耳朵,指尖刚触到耳廓内侧,忽觉一阵刺痒,紧接着,一粒极微小的、带着体温的硬物,从耳道深处被推了出来。
我摊开掌心。
是一粒糯米团子。
只有黄豆大小,惨白,半透明,表面凝着薄薄一层水光,像刚从蒸笼里取出。它静静躺在我的掌纹中央,微微起伏,仿佛还在呼吸。
我胃里翻滚,冷汗瞬间浸透后背t恤。
我死死盯着它,不敢眨眼。三秒后,糯米团子表面,缓缓渗出一点猩红——不是血,是朱砂混着猪胆汁调出的那种暗红,旧时画符用的“阴朱”。那红点越扩越大,渐渐勾勒出一个歪斜的“躲”字,最后一捺拖得极长,直直刺向我的生命线。
我猛地攥拳,想把它捏碎。
可掌心一空。
糯米团子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我左手小指指甲盖上,浮出一道浅红印痕——正是那“躲”字的最后一捺,纤毫毕现,灼烫如烙。
我抬头,目光急扫车厢。
司机在副驾座上打盹,脑袋一点一点,脖颈弯成不自然的弧度;前排几个背包客鼾声如雷;中段几个中年男人围坐打牌,扑克牌背面印着褪色的“黄山迎客松”,可其中一张方块k的牌面,国王冠冕下,分明嵌着一双睁着的眼睛——眼白浑浊,瞳孔却是两粒漆黑的、没有反光的纽扣。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数到十。再睁开眼时,那张牌已翻面朝下,压在牌堆最底。
可我知道,它看见我了。
我摸向口袋,掏出手机,想打开录音功能。手指刚碰到屏幕,手机突然自动亮起——不是我的操作。锁屏壁纸是去年在宏村拍的月沼倒影,可此刻,倒影里,我身后多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梳双丫髻,穿红肚兜,赤足,正踮脚凑近我的左耳,嘴唇开合,无声吟唱。
我手指抖,点开相册——所有照片里,只要背景有水,水面倒影中必多出那个红肚兜身影。茶杯里的茶汤、矿泉水瓶的标签反光、甚至我手机前置摄像头刚拍的自拍……她都在。
我关机。
屏幕彻底黑下去的刹那,左耳童谣骤然拔高,不再是哼唱,而是清清楚楚的念白,每个字都带着齿间咬破舌尖的腥气:
“红布包,包的是胎衣;白布裹,裹的是脐带;车上人,不许躲——躲了,就替她坐满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我浑身血液冻住。
三十七年前,1987年冬,皖南暴雪封山。一辆运货卡车坠入齐云山坳,司机当场死亡,副驾座上,是个刚满四岁的女童,随父母回乡探亲。官方记录称“遗体完整寻获”,可当地老人至今记得,收殓时,孩子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蓝布包袱,包袱外裹着三层白绫,谁也解不开。后来火化,骨灰盒送回合肥,途中经停歙县古道,暴雨倾盆,抬棺人脚滑,骨灰盒摔裂,灰烬混着泥水漫开——当晚,古道旁废弃的观音阁里,有人听见整夜童谣,调子就是这一段。
我查过档案。那女童姓沈,小名“穗穗”,生辰八字与我完全相同——丙寅年腊月初八,亥时三刻。
我出生那天,产房外大雪封门,接生婆剪断脐带时,剪刀莫名崩口,溅出一星血点,正落在我左耳垂上,凝成一颗朱砂痣。
而此刻,我左耳垂那颗痣,正随着童谣节奏,一下,一下,搏动。
我缓缓抬起右手,食指颤抖着,伸向左耳。指尖离耳垂还有半寸,一股阴风毫无征兆地从车窗缝隙钻入,卷起我额前碎——那风里,裹着新蒸糯米的甜腻、陈年棺木的酸腐,还有一丝极淡的、铁锈般的腥甜。
风停。
我指尖触到耳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