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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9章 樊迟问仁知 爱人知人之道的古今践行（第1页）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鲁都曲阜的晨光穿透柳梢，洒在杏坛的青石之上，弟子们围坐于孔子身旁，或执卷沉思，或低声问难，空气中弥漫着求知向道的虔诚气息。樊迟身着粗布儒服，端坐其间，眉宇间却藏着几分困惑。他此前曾向孔子请教“崇德、修慝、辨惑”，得圣人箴言点拨，心中豁然不少，却对儒家核心的“仁”与“知”二字，仍有未尽之思。于是，他起身拱手，恭敬问道：“敢问仁。”孔子抬眸，目光温和而坚定，缓缓答道：“爱人。”樊迟仍未全然释怀，又追问道：“敢问知。”孔子沉吟片刻，再答：“知人。”

“爱人”二字，简洁如箴言，却重若千钧；“知人”二字，朴素无华，却蕴含着无尽的处世智慧。樊迟虽潜心向学，却仍觉这四字答案太过凝练，未能洞悉其深层奥义，脸上难掩茫然之色。孔子见状，深知弟子尚未通达，便进一步阐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为举荐正直之人，放置在邪曲之人之上，便能使邪曲之人归于正直。樊迟默默记下此言，虽似有所悟，却仍需细细揣摩。待退下之后，他偶遇子夏，便迫不及待地倾诉困惑：“方才我拜见夫子，向他请教‘知’，夫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子夏闻言，欣然赞叹：“此言内涵何等丰富啊！当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荐了皋陶，那些不仁之人便纷纷远离；商汤拥有天下，同样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荐了伊尹，不仁之人也随之远去了。”

樊迟与孔子、子夏的这段对话，载于《论语·颜渊》，篇幅不长，却字字珠玑，浓缩了儒家思想中“仁”与“知”的核心要义，以及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内在关联。“仁”是儒家思想的灵魂，“知”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支撑，而“举直错诸枉”则是连接“仁”与“知”、实现“爱人”与“知人”的关键路径。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仁”与“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整体：“仁”为“知”指明方向，无“仁”之“知”，易沦为权谋机变；“知”为“仁”提供保障，无“知”之“仁”，则可能流于迂腐空谈。

撰写这篇万字随笔，并非为了简单解读文本字句，而是希望循着樊迟的追问、孔子的点拨、子夏的阐释，深入挖掘“爱人”“知人”的丰富内涵，探寻“举直错诸枉”的实践智慧，梳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演变，更思考其在当下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个人际关系复杂、利益格局多元、价值取向多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爱人”“如何知人”的困惑，每个组织、每个国家也都面临着“如何选拔贤才、凝聚共识、实现和谐展”的挑战。孔子与子夏的箴言，或许能给我们带来穿越千年的启示。

本文将从“仁之核心：爱人之道的深层意蕴与实践路径”“知之要义：知人之道的认知智慧与价值判断”“仁知合一：举直错诸枉的治理哲学与现实启示”“历史传承：爱人知人理念在古今中外的践行与展”“当代践行：新时代背景下仁知思想的创新应用与价值重构”五个部分展开论述，每一部分都将结合经典阐释、历史案例、现实分析，力求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出新的生命力。同时，也将探讨“爱人”与“知人”、“仁”与“知”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其作为儒家思想核心范畴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展现其对个人成长、组织展、国家治理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深远影响。

一、仁之核心：爱人之道的深层意蕴与实践路径

（一）“爱人”的核心内涵：越血缘的普遍仁爱

“仁”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范畴，也是孔子一生倡导的最高道德境界。在《论语》中，“仁”出现了百余次，孔子对“仁”的阐释虽因弟子资质、提问情境不同而有所侧重，或曰“克己复礼为仁”，或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曰“仁者先难而后获”，但最简洁、最本质的定义，莫过于对樊迟所言的“爱人”二字。这二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越时代、越地域的普遍价值，其内涵并非狭隘的私人情感，而是一种涵盖血缘亲情、社会伦理、人类关怀的普遍仁爱。

“爱人”的起点是血缘亲情，却不止于血缘亲情。儒家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的基础与起点。一个人先能爱自己的亲人，才能将这份爱心推而广之，延伸到朋友、邻里、社会乃至天下之人。这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仁爱观，符合人类情感展的自然规律，也使得“爱人”之道具有了可操作性。试想，一个连自己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又怎能奢望他去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正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正是“爱人”之道的核心要义。

“爱人”的核心是尊重与关怀，是将他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个体，尊重其人格、尊严与权利，关怀其疾苦、需求与展。在孔子看来，“仁”并非单向的付出，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与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希望受到的对待，就不要施加给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希望立身成事，也帮助他人立身成事；自己希望通达顺遂，也帮助他人通达顺遂。这种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的处世原则，正是“爱人”之道的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摒弃自私自利的心态，学会包容、体谅他人，用真诚与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爱人”的境界是博施济众，是对天下万物的悲悯与关怀。孔子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在孔子看来，能够广泛地施恩惠于百姓，帮助百姓摆脱困境，不仅是“仁”，更是“圣”的境界，即便是尧舜这样的圣王，也难以完全做到。这种博施济众的仁爱，越了个人恩怨、血缘关系、地域界限，是一种对人类整体的关怀与责任。它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勤政爱民，关心百姓的冷暖疾苦；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社会责任感，乐于助人，奉献爱心，为社会的和谐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爱人”并非无原则的溺爱与纵容，而是与“礼”“义”相结合的理性仁爱。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认为“爱人”必须在“礼”的规范框架内进行，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与行为准则。“义以为上”，在“爱人”的过程中，要坚守道义底线，不能为了讨好他人、迎合他人而违背原则、损害社会利益。例如，对于作恶多端、危害社会的人，不能一味地宽容与纵容，而应加以惩戒与引导，使其改过自新，这才是真正的“爱人”。这种理性的仁爱，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温情，也体现了其原则性与规范性。

（二）“爱人”之道的实践路径：从修身到济世的层层递进

“爱人”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需要通过具体行动践行的道德准则。在儒家看来，“爱人”之道的实践路径，是一个从修身到齐家、从齐家到治国、从治国到平天下的层层递进的过程，核心在于“推己及人”，在于将内心的仁爱之心转化为外在的实际行动。

修身是“爱人”之道的基础与前提。儒家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认为一个人要想践行“爱人”之道，先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净化自己的心灵，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只有自身品德高尚、内心充满善意，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他人、关怀他人。修身的关键在于“克己”，即克制自己的私欲与恶念，坚守道德底线，践行社会伦理。例如，当自己产生自私、嫉妒、怨恨等负面情绪时，要及时加以反思与修正，用仁爱之心取代这些负面情绪；当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生冲突时，要以道义为重，优先考虑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只有通过不断的修身养性，才能让仁爱之心扎根于内心，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

齐家是“爱人”之道的延伸与拓展。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践行“爱人”之道的重要场所。儒家强调“齐家”，认为一个人要想“爱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与兄弟姊妹。在家庭生活中，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关爱子女、尊重配偶，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这种家庭内部的仁爱，是“爱人”之道的重要体现，也是将仁爱之心推而广之的基础。正如《大学》所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只有每个家庭都充满仁爱与和谐，整个社会才能实现和谐稳定展。

治国是“爱人”之道的深化与升华。对于统治者而言，“爱人”之道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即关心百姓的冷暖疾苦，保障百姓的基本权利，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统治者只有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推行仁政，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仁政的具体体现包括：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劝课农桑，促进经济的展；兴办教育，提高百姓的道德文化素质；赏善罚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例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赢得百姓的敬仰与传颂，正是因为他们践行“爱人”之道，推行仁政，为百姓谋福祉。

平天下是“爱人”之道的最高境界。“平天下”并非指通过武力征服天下，而是指通过推行仁政、传播仁爱理念，实现天下大同、人类和谐。儒家所追求的“天下大同”，是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能践行仁爱之道，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战争。实现“平天下”的目标，需要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秉持仁爱之心，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利己主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展。

（三）“爱人”之道的历史阐释：历代儒者对仁爱的传承与展

“爱人”作为儒家“仁”学的核心内涵，在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历代儒者的传承与展，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传统。从孟子的“性善论”到荀子的“性恶论”，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到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历代儒者都围绕“爱人”之道，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丰富与深化了“仁”学的内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爱人”思想，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其中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与基础。孟子认为，“爱人”之道的本质，就是扩充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将其推而广之，延伸到他人、社会乃至天下之人。他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实现“仁”的境界。同时，孟子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将“爱人”之道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推行仁政，关爱百姓。

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人的本性中存在着好利、疾恶、好声色等私欲与恶念。但荀子并不否定“爱人”之道，而是认为“爱人”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与修养，“化性起伪”，克服内心的私欲与恶念，培养良好的品德与行为习惯。荀子强调“礼”的重要性，认为“礼”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是践行“爱人”之道的重要保障。他认为，通过学习“礼”，人们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同时，荀子还强调“义”的重要性，认为“义以为上”，在“爱人”的过程中，要坚守道义底线，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

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对孔子的“爱人”思想进行了改造与展，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理论。他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天”的本性是“仁”，统治者作为“天”的代表，必须践行“爱人”之道，推行仁政，否则就会受到“天”的惩罚。“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相互尊重。董仲舒的思想，将“爱人”之道与封建礼教、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明理学时期，儒者们对“爱人”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展。程颢、程颐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认为“天理”是宇宙的本源，是道德的准则，而“人欲”则是内心的私欲与恶念，是违背天理的。他们认为，“爱人”之道的本质，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清除内心的私欲与恶念，让自己的言行符合天理的要求，践行仁爱之道。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探究事物的原理，获得知识与智慧，才能“诚意正心”，端正自己的心意，清除内心的私欲与恶念，真正做到“爱人”。

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内心固有的道德意识，是辨别善恶的标准，也是“仁”的本质体现。他认为，“爱人”之道的本质，就是“致良知”，即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将内心的良知掘出来，克服私欲与恶念，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知的要求，践行仁爱之道。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有将“爱人”的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仁”的境界。他的思想，强调了内心的自觉与主动，对后世的修身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面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与黑暗，对儒家的“爱人”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与展。他们强调“经世致用”，认为“爱人”之道不仅是个人的心性修养，更要服务于社会治理与国家展。黄宗羲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强调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关爱百姓，为百姓谋福祉。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强调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为国家的兴亡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种责任的担当，先需要践行“爱人”之道，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国家。王夫之强调“理在气中”，认为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爱人”之道就是要遵循天理，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二、知之要义：知人之道的认知智慧与价值判断

（一）“知人”的核心内涵：洞察人性的认知能力与价值判断

当樊迟向孔子请教“知”时，孔子以“知人”二字作答。“知人”，即了解他人、认识他人，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却蕴含着深刻的认知智慧与价值判断。在儒家思想中，“知”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与智力提升，而是一种关乎人性洞察、道德判断、处世智慧的综合能力。“知人”是“知”的核心要义，也是践行“仁”的重要保障。只有真正了解他人、认识他人，才能更好地关爱他人、帮助他人，才能在人际交往、社会治理中做出正确的决策与选择。

“知人”的基础是洞察人性，即了解他人的本性、品德、性格、能力、需求与欲望。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的环境、教育、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因此，“知人”需要我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与洞察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他人的真实品性与内心世界。例如，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兴趣爱好等方面，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其品德高低、性格优劣、能力大小；通过与他人的深入交往与沟通，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其需求与欲望、理想与追求。

“知人”的核心是道德判断，即辨别他人的善恶、是非、正邪。在儒家思想中，“知”与“仁”是紧密相连的，“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仁”，因此“知人”必须以道德为标准，辨别他人的善恶是非，选择与善良、正直、有道德的人交往，远离邪恶、虚伪、无道德的人。孔子强调“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认为与正直、诚信、博学多闻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虚伪狡诈、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这种对朋友的辨别与选择，正是“知人”之道的具体体现，也是践行“爱人”之道的重要保障。

“知人”的关键是客观公正，即摒弃个人偏见与主观臆断，以客观、公正、全面的视角看待他人。在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受到个人情感、利益、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对他人产生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因此，“知人”需要我们保持理性与清醒，摒弃个人偏见与主观臆断，全面、客观地了解他人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孔子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认为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要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这种强调主动了解他人、客观认识他人的态度，正是“知人”之道的核心要求。

“知人”的目的是因材施教、合理任用，即根据他人的品德、性格、能力等方面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与任用策略，充分挥其优势与潜能。在教育领域，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根据弟子们的不同资质与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颜回、子路、子贡等各具特色的优秀弟子。在治理领域，孔子强调“举贤才”，主张选拔那些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才，合理任用，充分挥其作用，为国家的展与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这种因材施教、合理任用的理念，正是“知人”之道的重要价值体现。

（二）“知人”之道的实践方法：从观察到验证的完整认知过程

“知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与技巧，经历一个从观察到验证、从表面到本质的完整认知过程。在儒家思想中，历代儒者总结了许多“知人”的方法与技巧，这些方法与技巧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结合《论语》及历代儒者的思想，我们可以将“知人”之道的实践方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察言观行，以行验言。孔子强调“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认为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说的话，更要看他做的事，要通过他的行为来验证他的言语是否真实可信。言语是思想的表达，行为是品德的体现，一个人的言语可能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品性，但行为却往往会暴露其本质。因此，“知人”先要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看其言语是否一致、言行是否统一。例如，一个人嘴上说要关爱他人、乐于助人，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自私自利、冷漠无情，这样的人就不值得信任与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