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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 立人达人 仁道的实践路径（第1页）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暮春的曲阜，杏坛下的弟子们围坐成圈，柳絮飘落在子贡的竹简上。这位以言语闻名的弟子忽然起身，捧着记录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简牍问道：“夫子，若有人能广泛施惠百姓，救助众人，算得上仁吗？”孔子放下手中的《诗》，目光掠过远处耕作的农夫，那农夫正弯腰扶起一株被风吹倒的禾苗，动作轻柔如对孩童。孔子缓缓答道：“这何止是仁，简直是圣啊！尧舜尚且难以做到。所谓仁，是自己想立足也要让别人立足，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能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就是践行仁的方法。”这段对话如同一粒种子，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生长为参天大树——它区分了仁与圣的境界，指明了“能近取譬”的实践路径，让看似高远的仁道变得触手可及。

一、博施济众：子贡命题中的仁之极致

子贡提出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并非凭空构想，而是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回应。当时的鲁国“三桓专权”，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瓜分公室土地，百姓“老幼转乎沟壑”，《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正是对这种剥削的控诉；齐国“田氏代齐”前夜，“民三其力，二入于公”，田成子却“大斗出贷，小斗收”，以小恩小惠收买民心；晋国“六卿专政”，赋税繁重到“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这种民生凋敝的背景下，“博施济众”成为底层百姓的迫切渴望，也成了士人阶层的理想追求。

“博施”的“博”，意味着范围之广，非一人一户的小恩小惠；“济众”的“济”，指向效果之实，不仅是物质救助，更包括精神安顿。《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当涂山氏生下启，他仅在家门外听了三声婴儿啼哭便转身离去，最终“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注之江”，使“万民乃定，万国为治”，是“博施济众”的远古典范；商汤“桑林祷雨”，以自身为牺牲，“翦其，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墨子?兼爱下》记载“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展现了统治者与民同苦的担当。子贡或许正是看到这些典故，才将“博施济众”视为仁的最高表现。

但“博施济众”的实现面临三重困境：其一，资源有限性。春秋时期生产力低下，“一夫百亩”的产出仅够温饱，《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广泛施惠缺乏物质基础；其二，权力约束性。诸侯大夫多“厚自封殖”，如季孙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记载冉有“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怒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其三，效果复杂性。单纯的物质救助可能滋生依赖，如《管子?侈靡》所言“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反而扰乱社会秩序。这些困境，使“博施济众”成为难以企及的理想。

子贡的提问，暗含着对“仁”的量化理解——似乎施惠越多，仁德越厚。这种认知在当代仍有市场，如将慈善捐款数额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某明星捐赠一亿元便被赞为“大仁”，而社区志愿者十年如一日的服务却被忽视。但孔子的回应，正是要纠正这种片面理解：仁的价值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遵循“己欲立而立人”的根本原则。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言“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而非单纯的物质给予。

二、何事于仁：圣与仁的境界分野

孔子将“博施济众”提升至“圣”的境界，绝非否定其价值，而是明确圣与仁的层次差异。“圣”在甲骨文中作“耳”形，意为“通达事理”，《说文解字》“圣，通也”，后引申为“凡入圣”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在功业，仁是“己欲立而立人”的内在德性；圣是尧舜级别的理想状态，仁是每个人可践行的日常修为。

尧舜“犹病诸”的感叹，揭示了圣境的难以企及。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却仍“忧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记载他“求能治水者”，四岳推荐鲧，尧虽知鲧“方命圮族”，仍“试可乃已”，最终鲧治水九年“功用不成”，尧不得不另寻贤才；舜帝“举八元八恺，去四凶”，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却因“子商均不肖”而禅位于禹，《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始终存有遗憾。这种“病诸”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圣人对“博施济众”的极致追求——正如《中庸》所言“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越是接近圣境，越能察觉自身不足。

仁与圣的区别，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主体不同。圣是少数统治者的功业，如尧舜禹汤；仁是所有人的德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践行仁道，如《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其二，路径不同。圣需借助权力资源，如“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通过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仁可通过个人行动，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通过家庭伦理践行仁道。其三，目标不同。圣追求天下太平，如“尧以天下与舜”，实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仁追求人际和谐，如“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

这种分野，打破了“仁是遥不可及的圣境”的误解。子路问“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答“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强调仁的践行完全取决于自身。正如《周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仁是“尽性”的功夫，圣是“至命”的境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当代社会常将“圣人”标签贴在道德模范身上，如称特蕾莎修女为“圣人”，却忽视了她“从身边小事做起”的仁行——她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为垂死病人擦洗身体，为饥饿者提供食物，这些“能近取譬”的行动，正是“仁”的体现。孔子的智慧在于：不否定圣境的崇高，更强调仁行的可行，让普通人在“能近取譬”中找到道德方向。

三、己欲立而立人：仁道的核心要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经典诠释，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关系。“立”指安身立命，如“三十而立”的事业根基，《论语?为政》中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建立起稳固的道德与事业基础；“达”指通达顺遂，如“邦有道，不废”的境遇顺遂，《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己欲立”与“立人”、“己欲达”与“达人”，不是单向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成全——正如《礼记?礼运》“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个体的“立”与“达”，只有在群体的“立”与“达”中才能实现。

春秋时期的晏子，践行“立人达人”的典范。他身为齐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记载“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却“散千金之财，分衣食之具”救助宗族；见越石父贤而在缧绁，“解左骖赎之，载归”，待之以礼。越石父事后要求绝交，说“吾闻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道歉后“延入为上客”，这种相互尊重，正是“立人”的真谛——不仅给予物质帮助，更承认对方的人格尊严。

孔子本人的经历，是“己欲达而达人”的生动注脚。他周游列国时，“所至必闻其政”，并非为个人富贵，而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希望恢复周礼的和谐秩序；见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赞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认可其在不同境遇下的通达；教导弟子“学而优则仕”，是希望他们“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达”不是个人显达，而是“博施于民”的能力提升——正如《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孔子使子贡“之齐，籴于吴”，子贡利用齐鲁吴三国的物价差异，通过“贱买贵卖”的商贸活动，既赚取利润缓解鲁国饥荒，又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既实现个人才能（达），又救助百姓（达人）。

“立人达人”的核心是“同理心”——将他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主体。《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种“爱”不是怜悯，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己及人。当代心理学中的“共情能力”，与这种思想高度契合——如神经科学现，人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会在观察他人痛苦时产生类似反应，当我们看到他人受伤，自己的大脑运动皮层也会出现激活，这正是“己欲立而立人”的生物学基础。

四、能近取譬：仁道的实践方法

“能近取譬”是“立人达人”的具体路径，意为“从身边小事做起，以自身为喻”。“近”指空间上的切近，如家人、邻里；“譬”指方法上的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方法使仁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中庸》所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家庭是“能近取譬”的起点。孔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是“己欲立而立父母”，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礼记?内则》详细规定了侍奉父母的细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冬天为父母暖被窝，夏天为父母扇凉席，晚上安顿父母休息，早上向父母请安；“弟”是“己欲达而达兄弟”，如“兄弟怡怡”（《论语?子路》），《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强调兄弟和睦的重要性。周文王“孝友于兄弟”，《诗经?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因其能“近取譬”于家庭，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将仁道扩展至天下。

邻里关系是“能近取譬”的延伸。《论语?雍也》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紧接着孔子便以“己欲立而立人”回应，暗示博施济众需从邻里互助开始。春秋时期的“里仁为美”（《论语?里仁》），正是强调居住环境中的仁行——如“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孔子为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亲自安排棺椁、祭奠仪式，《礼记?檀弓》记载“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即使对方行为不当，仍保持对逝者的尊重，便是邻里仁行的范例。

职业场域是“能近取譬”的拓展。《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孔子并非轻视农圃，而是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在各自职业中践行仁道：农夫“不违农时”是对自然的仁，《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工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对技艺的仁，《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赞美工匠的精益求精；士人“敬其事而后其食”是对职责的仁，《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在其位，谋其政”的职业伦理，正是“立人达人”在工作中的体现。

孔子的“能近取譬”，反对“远求而近弃”的虚伪。《论语?阳货》批评“乡愿，德之贼也”，正是因为乡愿“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对远方的苦难慷慨陈词，却忽视身边的责任。如《孟子?离娄下》记载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对外吹嘘与富贵者交往，“必餍酒肉而后反”，实则“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这种“不能近取譬”的伪善，与仁道背道而驰。

五、孔门弟子的仁行实践

孔门弟子中，颜回以“安贫立人”践行仁道。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却“退而省其私，亦足以”（《论语?为政》），在贫困中仍帮助同学解惑，子夏问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颜回以“绘事后素”点拨，使子夏领悟“礼后乎”；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颜回“采薪”归来，见子路、子贡抱怨，便与孔子“弦歌不辍”，《孔子家语?在厄》记载“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稳定众人情绪。颜回的“立人”，不依赖物质，而通过精神鼓励，正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能近取譬”于自身处境的坚韧，使他成为“仁”的典范。

子贡以“经商达人”诠释仁道。他“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史记?货殖列传》），“废着”即“贱买贵卖”，通过观察市场波动获利，经商致富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却始终“忆昔当年存二老，至今歌颂满江湖”——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享祭。门人曰：‘彼将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诸，惜其腐谂，而欲以务施者，仁人之偶也，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解救被困的孔子和弟子。子贡的“达人”，通过商业活动创造价值，既实现自身通达（己达），又帮助他人脱困（达人），展现了“立人达人”的多样性。

子路以“勇武立人”践行仁道。他“性鄙，好勇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卫国为官时，“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他治理蒲邑，“三月而孔子往观之”，见“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孔子家语?辩政》记载“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见由之为政，而未见其细也。敢问何行而可？’孔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既“平治百姓”（立人），又“保障一方安宁”（达人），最终在“蒯聩之乱”中“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以生命践行“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仁道。

冉有以“政事达人”展现仁道。他为季氏宰时，“赋粟千钟”（《论语?先进》），却反对季氏“旅于泰山”的僭越行为，《论语?八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在齐鲁“夹谷之会”中，协助孔子挫败齐国的阴谋，“齐侯将享公，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左传?定公十年》），“归而增其赋”，将增加的赋税用于改善民生，修建水利、开垦荒地。冉有的“达人”，通过政治实践推动制度变革，比单纯的物质施惠更具长远效果，体现了“立人达人”的制度性价值。

六、历史长河中的仁道演进

战国时期的孟子，将“立人达人”展为“仁政”思想。他对齐宣王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将家庭中的“能近取譬”扩展至国家治理；提出“制民之产”，确保“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使“立人”有了物质基础；主张“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达人”。孟子的贡献，在于将“仁”从个人德性升华为治国理念，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

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诠释“立人达人”。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强调“爱人”的主动性；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食货志》记载“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通过限制土地兼并践行“达人”。他还提出“三纲五常”，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范人际关系，以“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达人”的道德准则，使“仁”与封建制度结合，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唐代的白居易，以“文章达人”践行仁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创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秦中吟?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揭露权贵的奢靡与百姓的苦难；在杭州刺史任上，“筑堤扞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新唐书?白居易传》），这条堤后来被称为“白公堤”，既以文章唤醒世人（达人），又以政绩造福百姓（立人），展现了“立人达人”的文化路径。他在《策林》中提出“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社会问题，主张“平均其地，均其食”，将“立人达人”的思想融入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

宋代的范仲淹，以“忧乐达人”诠释仁道。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任参知政事时推行“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改革官员考核制度，抑制恩荫特权，完善科举取士，试图通过改革实现“立人”；在地方为官时，“兴学校、修水利”，如“泰州西溪盐仓监时，筑海堤数百里，后人称为‘范公堤’”，保护沿海百姓免受潮灾；知苏州时，“浚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循行，未报。乃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敝十事”。范仲淹的“达人”，越个人得失，以天下为己任，将“立人达人”提升至“先忧后乐”的精神境界。

明代的王阳明，以“心学立人”展仁道。他提出“致良知”，认为“仁是心之本体”（《传习录》），“心外无物”，“立人达人”源于内心的良知；推行“南赣乡约”，规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约长，次者为约副，又次者为约正、约史、知约、约赞”，每月朔望聚会，“彰善纠过”，通过民间自治实现“立人达人”；平定宁王之乱后，“恤其民，罢不急之征”，《明史?王守仁传》记载“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抵南昌”，面对朝廷的猜忌，仍坚持“抚其民人，绥其地方”，使“江右民始复业”。王阳明的贡献，在于将“仁”内化为“心即理”的自觉，使“能近取譬”成为每个人的内在需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传习录》）。

七、仁道的当代形态：从个人到社会

在慈善公益领域，“立人达人”表现为“赋能式救助”。传统慈善多为“输血式”捐赠，如放救济粮款，《礼记?王制》“年不顺成，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的延续；现代公益则强调“造血式”赋能，如“免费午餐”项目不仅提供mea1s，更培训当地厨师，改善学校厨房设施（立人），该项目自2o11年启动至2o23年，累计为过7ooo所学校的3oo万学生提供午餐，同时培训厨师5ooo余人，升级厨房设备2万套；“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培训提升教学能力（己达），使更多乡村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达人），2o23年该计划覆盖全国22个省份，培训教师1o万人次，受益学生过5oo万。这种转变，正是对“己欲立而立人”的当代诠释——帮助他人建立可持续展的能力，而非单纯满足一时之需。

在企业责任领域，“立人达人”体现为“共享价值”理念。传统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独达），如19世纪的工厂主压榨工人；现代企业则注重“员工成长、环境友好、社区展”，如华为“以奋斗者为本”，为员工提供培训和展机会（立人），“华为大学”每年培训员工过1o万人次，覆盖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同时“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达人），其5g技术帮助全球17o多个国家提升通信水平；福耀玻璃“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既实现企业愿景（己立），又带动上下游产业展（立人），在全球建立43个生产基地，创造就业岗位过3万个，带动玻璃原材料、加工设备等相关产业产值增长过1oo亿元。这种“企业即仁体”的实践，证明“立人达人”可成为商业模式的核心。

在教育领域，“立人达人”表现为“全人教育”。传统教育侧重知识传授（独达），如科举制下的死记硬背；现代教育强调“立德树人”，如清华大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理念，鼓励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己立），同时通过“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立人），2o23年清华学生参与的乡村振兴实践项目达5oo余个，覆盖全国3o个省份；乡村振兴研究院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己达），助力乡村展（达人），该研究院自2o17年成立以来，培养硕士、博士过1ooo人，其中8o%以上在基层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乡村治理等工作。这种教育观，将“能近取譬”于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的关系，践行了“立人达人”的真谛。

在国际关系中，“立人达人”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统国际关系强调零和博弈（独达），如殖民时期的掠夺；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如“一带一路”倡议，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己达），又帮助沿线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达人），截至2o23年，“一带一路”项目累计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拉动近万亿美元经济增长，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过3ooo公里；“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既保障中国人民健康（己立），又援助其他国家（立人），中国向12o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过22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智慧，正是“立人达人”在国际舞台的体现。

八、仁道的永恒价值：从圣境到日常

孔子与子贡的对话，穿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仍在叩问着每个时代的人们：仁是否必须惊天动地？答案是否定的。“博施济众”的圣境固然崇高，但“己欲立而立人”的日常仁行更为根本。正如《周易?系辞》所言“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道不在远方的圣坛，而在身边的琐事——为父母端一杯水（立亲），帮同事解一个难题（立人），给陌生人一个微笑（达人），这些“能近取譬”的行动，共同构成了仁道的洪流。

历史上的圣人明君，如尧舜禹汤，其伟大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始终朝着“博施济众”的方向努力；现实中的普通人，如志愿者、教师、医生，其可敬不在于功绩显赫，而在于践行“立人达人”的日常坚持。这种“圣”与“仁”的辩证，提醒我们：不否定崇高，更重视基础；不忽视理想，更强调行动。

在物质丰裕的当代，“博施济众”的物质条件已初步具备，但“立人达人”的精神内核仍需坚守。警惕“慈善作秀”的虚伪（如摆拍捐赠照片），某明星在捐赠现场安排十余名摄影师拍摄，却仅捐赠价值1o万元的物资；反对“道德绑架”的偏执（如逼捐），2o21年河南暴雨期间，部分网民逼迫企业捐款，甚至攻击捐款较少的公司；倡导“真诚利他”的朴素（如匿名帮助），杭州“顺其自然”连续25年匿名捐款，累计过15oo万元，却从未露面。正如孔子所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仁的价值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真正“欲立人”“欲达人”。

“立人达人”的终极意义，在于构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当每个人都能“立”（安身立命），都能“达”（实现价值），“博施济众”的圣境便会自然呈现——它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或许就是孔子的深意：仁道的终点是圣境，而起点永远在脚下；实现的路径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能近取譬”的当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