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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汶上之风 闵子骞的拒仕操守（第2页）

闵子骞的拒仕，不是否定“仕”本身，而是否定“不义之仕”。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但前提是“邦有道”。孔子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展现了士人“仕”与“不仕”的灵活选择。

有道则仕：当国家政治清明时，士人应积极出仕，施展抱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时，“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将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这种“仕”，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

无道则隐：当政治黑暗时，士人应退隐自保，保持操守。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而无所遇”，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典籍，“笔则笔，削则削”，修《春秋》以明志。这种“隐”，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穷则独善其身”的智慧。

隐而不废：即使不仕，士人也可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社会。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通过着书立说传播思想；东汉的郑玄，拒绝董卓、袁绍的征召，“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注疏群经，成为经学大师。这种“隐”，是另一种形式的“仕”。

闵子骞的拒仕，属于“无道则隐”，但他并未消极避世。《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他“仕于鲁，为大夫”，只是拒绝为季氏服务。这种“选择性出仕”，展现了士人对“仕”的本质理解——仕是为了行道，而非谋禄；是为了利民，而非附势。

八、拒仕的代价与回报

拒绝一份高薪厚禄，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但坚守操守，也会获得无形的回报。闵子骞的选择，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物质的清贫：《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称赞闵子骞“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但对他的生活状况却无记载，结合其拒仕的选择，可推测其生活清贫。陶渊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严光“披羊裘钓泽中”（《后汉书?严光传》），物质清贫是拒仕者的共同特征。

精神的丰盈：拒仕者虽然物质匮乏，精神却无比充实。闵子骞因拒仕赢得孔子的高度评价，成为“德行”科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在田园中找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严光在富春江上获得“心与白云闲”的自由。这种精神丰盈，是对物质清贫的最好补偿。

历史的铭记：那些追名逐利的费宰早已被遗忘，而闵子骞的拒仕却被载入史册，代代传颂。费县的闵子祠，自汉代起香火不断；历代帝王对他屡有追封，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赠“费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琅琊公”。这种历史铭记，是对操守的最好回报。

社会的镜鉴：拒仕者的故事，成为社会的道德镜鉴。当官场腐败时，人们会想起闵子骞的坚守；当诱惑丛生时，人们会念叨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镜鉴作用，让拒仕的精神转化为社会的良知力量。

代价与回报的辩证法在此显现：失去的是暂时的利益，得到的是永恒的尊严；放弃的是眼前的官位，赢得的是历史的尊重。

九、季氏的权力与闵子骞的操守对抗

季氏在鲁国的专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几代人的经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闵子骞的拒仕，本质上是个体操守与强权政治的正面碰撞，这场碰撞揭示了权力与道德的永恒张力。

季氏的权力根基可追溯到季友。《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季友平定庆父之乱，辅佐鲁僖公，被赐汶阳之田及费邑，奠定了季氏的基业。到季文子执政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国语?鲁语》），以节俭赢得民心；季武子则“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将鲁国军队私有化，权力进一步扩张；至季平子，更是“与孟孙氏、叔孙氏共伐昭公”（《史记?鲁周公世家》），把鲁昭公赶出鲁国，开启了“陪臣执国命”的时代。

季氏专权的核心是“僭越”。他们不仅在军事、经济上掌控国家，更在礼仪上挑战周天子权威。《论语?八佾》详细记载：“季氏旅于泰山”，祭祀本应由天子主持的泰山之神；“季氏舞八佾”，使用六十四人的舞蹈队伍，远诸侯应有的三十六人规格。孔子对此痛心疾，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标志——“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闵子骞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陪臣执国命”的季氏。费邑作为季氏的根据地，是其对抗公室、控制鲁国的重要筹码。任命闵子骞为费宰，既有拉拢人才的意图，也有将其纳入权力体系的考量——如果连以德行着称的闵子骞都接受任命，季氏的统治就更具“合法性”。

但闵子骞的操守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季氏的伪装。他的拒绝传递出明确信号：权力可以收买利益，却无法收买良知；可以控制疆域，却无法控制人心。这种对抗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家语?颜回》记载，孔子听闻闵子骞拒仕后，赞叹道：“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亦不间于其君大夫之言。”这里的“不间于其君大夫之言”，正是对他不屈服于强权的肯定。

季氏对闵子骞的拒绝并非无动于衷。据《礼记?檀弓》记载，后来季氏又想任命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固辞”，甚至“退而之汶上”，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季氏最终未再强求，这既显示了闵子骞的坚定，也反映出强权对德行的某种忌惮——即使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道德的光芒仍能让权力有所收敛。

十、闵子骞的教育实践：拒仕后的行道方式

闵子骞拒绝为季氏服务后，并未消极避世，而是选择以教育传播道义，这种“退而育人”的方式，成为他行道的另一种途径。

在曲阜孔庙的“圣迹殿”中，有一幅“闵子骞讲学”图：他坐在杏坛之上，弟子们环坐四周，手中捧着竹简，神情专注。图中背景是简陋的茅屋，与季氏的宫殿形成鲜明对比，却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气息。这幅图虽为后世所作，却真实反映了闵子骞的教育实践。

闵子骞的教育内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尤其注重“孝”与“义”的传授。《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他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将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伦理。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常以自身经历为例，如讲述“芦衣顺母”的故事，让弟子理解“孝”不仅是顺从，更是包容与关爱。

他的弟子中不乏后来的贤达之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引记载，闵子骞的门人“有若、曾参之流”，虽未必直接受教，却深受其思想影响。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与闵子骞的谦和品格一脉相承；曾参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也体现了对道德操守的重视。

闵子骞的教育实践，展现了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另一种可能——当仕途受阻时，教育成为传承道义的薪火。这种“退而不休”的精神，影响了后世无数教育家：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周游讲学传播思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着书立说”，将理学扬光大。

十一、汶上意象的文学演绎：从《论语》到后世诗词

闵子骞“必在汶上”的宣言，让汶水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抒对操守的赞美与坚守。

汉代《古诗十九》中有“汶水汤汤，行人思乡”之句，虽以汶水写乡愁，却隐约可见闵子骞故事的影子——汶水不仅是地理界限，也是情感与精神的寄托。

唐代李白在《古风?其五十一》中写道：“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虽未直接提及闵子骞，却与“汶上之风”精神相通，借伯夷、叔齐赞美坚守气节之人。杜甫则在《壮游》中感叹：“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通过批判权贵的奢侈，反衬拒仕者的高洁。

宋代苏轼对闵子骞尤为推崇，在《送颜复兼寄王巩》中写道：“颜回屡空安乐在，闵子单衣顺良存。”将闵子骞与颜回并列，肯定其在贫困中坚守操守的品质。他在《和子由蚕市》中“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的对比，暗含对“不义之乐”的批判，呼应了闵子骞对季氏富庶的拒绝。

元代关汉卿在杂剧《闵子骞单衣记》中，详细演绎了“芦衣顺母”和“拒仕汶上”的故事，将闵子骞塑造为“孝”与“义”的完美化身。剧中闵子骞拒绝季氏时唱道：“俺只守着孔圣人的道理，不当那权臣的鹰犬。”直白表达了对操守的坚守。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汶上意象，已越地理范畴，成为操守、气节、道义的象征。文人墨客通过吟咏闵子骞的故事，既表达对现实中趋炎附势者的不满，也寄托了自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十二、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操守比较

春秋末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士人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操守画卷。

与孔子的比较：孔子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试图在乱世中寻找行道的可能；闵子骞则选择“不义则不仕”，划清界限。两人方式不同，目标一致——孔子是“积极入世的坚守”，闵子骞是“消极避世的抗争”。孔子对闵子骞的欣赏，正是对这种不同方式的认可。

与子贡的比较：子贡善于外交与经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周旋；闵子骞则坚守原则，拒绝任何妥协。子贡是“在游戏中改变规则”，闵子骞是“不进入不义的游戏”，代表了士人应对乱世的两种策略。

与子夏的比较：子夏“仕于魏文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魏国的强盛制定礼仪制度，是“以道事君”的代表；闵子骞拒绝为季氏服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体现。子夏的选择需要智慧，闵子骞的选择需要勇气，两者都是对“道”的坚守。

这些比较揭示：操守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重要的是在任何选择中都不放弃原则。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子贡的“权变”，子夏的“服务”，闵子骞的“拒绝”，共同构成了儒家士人的操守光谱。

十三、“费宰”职位的历史变迁：从权力象征到职能转变

费宰这一职位随着历史变迁，其性质和意义也生了变化，从季氏专权的工具，逐渐演变为普通的地方行政官职，这种变迁反映了政治制度的演进和社会观念的变化。